王光美同志说，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最严峻的时刻，少奇同志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忍辱负重，一切困难、一切责任，自己首先承担起来。开初，他确确实实是想接受批评的。他曾表示，这次听到了多年听不到的批评，尽管言词尖刻些，过火些，只要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将来对工作会有好处，可以使自己更接近人民。但后来的发展，已经不是什么批评，而是造谣、污蔑，是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特别是看到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攻击、伤害，国家机构瘫痪，少奇同志真是忧心如焚。一再表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一切责任由他负，不要怪罪下面，并向中央提出，他愿意辞去国家主席和其他一切职务，接受批评和处分，希望因此能解脱广大干部，让他们赶快出来工作。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真心实意地作了检查，主动承担一切责任，反复强调“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也是这样表示的。有一次在所谓的“批判会”上，一伙人搞突然袭击，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帮子人冲上前去责问他为何不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少奇同志明确地回答说：“我是主要负责的，你们要打倒，就打倒我！”
1966年10月，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曾特地将发言稿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阅后，作了批示，说少奇同志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很好，后半部分尤其好。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陈伯达、江青一伙就把这个检查捅了出去，但却把毛主席的批示扣了下来。当时的许多小报就集中火力“批判”这个检查，说是什么“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是什么“大而黑的保护伞”等等。王光美同志说，当时她激于义愤，在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上答辩说，少奇同志的检查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毛主席是满意的。但第二天，小报就攻击她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还说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篡党夺权”。
针对这一点，1967年7月9日，少奇同志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员工的一份检查中，义正辞严地说：“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这一下可又捅了马蜂窝，立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击新反扑”的“围剿”热潮。
在那些恶浪翻滚、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是经常由王光美同志陪着出去看大字报的。少奇同志非常实事求是，他曾表示“欢迎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多厉害都不怕”。而对于那些诬陷造谣之词，他是深恶痛绝的。他曾愤慨地说：“国民党骂了我多少年，也没敢用这样的语言。”特别是当他看到江青一伙搞的大字报，竭尽其造谣污蔑之能事，完全歪曲、否定20年代他在安源工作的情况，甚至说成是他的“罪行”时，他非常生气。但事后却平静地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定不了的！”
应该说，在那法制横遭践踏的日子里，少奇同志最痛苦的，是看见许多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遭受伤害而不能置一词。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一位深知干部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却不能为下属说一句实事求是的公道话，是怎样绞心的痛苦啊！王光美同志说，在那段时期，少奇同志常常表示，他受些委屈不要紧，只要广大干部能保全下来就行了。但这只能是主观的善良愿望。少奇同志为谁说了话，谁只有更倒霉，株连就更深。别的不讲，1966年6月里，少奇同志路经上海，在上海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临走时，少奇同志称赞了上海市委的工作，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贴市委的大字报不多，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望的。”但后来，这恰如其分的评价，却成了上海市委的一大“罪状”，成了“砸烂上海市委”的一块砖头，许多同志被戴上了“刘少奇的黑爪牙”“刘少奇的党员”“刘少奇的干部”等等帽子。
在那段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期，一向寡言的少奇同志就更沉默了。他常常独自在室内踱步沉思。沉思，是少奇同志在长期斗争中所养成的习惯。每逢重大的决策，少奇同志总是镇静自如地思索着。但这段时期的沉思，却与往常不一样，常常是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焦虑和不安，有时竟彻夜不眠。人显著地消瘦下去。
当然，对一些熟知的干部，少奇同志也并不是全无一词。1967年初春，上海召开了对陈丕显等同志的所谓“电视斗争大会”。小报上写得沸沸扬扬，一派胡言，说什么“上海市委秉承刘少奇的黑意旨”，宣扬“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工业党’、‘农业党’、‘福利党’吗？”等等。王光美同志把小报上写的告诉了少奇同志，并问他：“这样搞法，陈丕显同志会服气吗？”少奇同志笑了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阿丕呀，不会服气的！”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对记者说：“哦，去年我碰见陈丕显同志，还忘了告诉他这件事。少奇同志对干部是非常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