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不是要打倒他，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1966年11月3日，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主动找刘少奇谈话，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生活情况。当刘少奇表示要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时，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并于1月6日批示要周恩来处理此事：“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单独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谈话中提到刘少奇时，仍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按：指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也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根据现有材料分析，作出这一改变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3月。3月16日，毛泽东同意在重印《毛泽东选集》时删掉原有的赞许刘少奇的一段话。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1936年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笔者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二是“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结果。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留下可能对他们的地位和野心构成威胁的障碍。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点头，打倒刘少奇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林彪的妻子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向他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上报。13日，林彪在住处找这位副部长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和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这位副部长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家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也是在1966年8月13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把它挂在刘少奇的账上，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这是康生很阴毒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为显示自己革命，都想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立大功。于是，把许多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重其事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层层上报。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些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都通过各种渠道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不难想见，当毛泽东接二连三地读到和听到这些材料时，不能不为所动。特别是毛泽东原先闻所未闻的所谓刘少奇历史上几次被捕叛变等情况，终于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后来他在同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所谓“被捕叛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只有把刘少奇一案的性质再次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