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败”不仅宣告了宋朝的灭亡，也标志着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之手，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古典中国从此不复存在。
重庆，或者是昆明，会成为近代的崖山吗？
对古史相当熟悉的委员长不寒而栗，他有了一种绝望之感。
书生大使
站在罗斯福和赫尔的立场上，这么做无可厚非，人家毕竟是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不是中国的，考虑任何事情当然不可能先替你着想。
能够事先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那是客气的，就算不打招呼又怎么样？
罗斯福和赫尔管不了那许多，他们准备在11月26日与日方正式达成协议。
从“魔术”破译的情报来看，“临时过渡办法”与东条的想法一致，那就是对中不利、对日有利，对方是肯定愿意接受的。
美国人的做法虽不地道，但在国际政治中却并不鲜见。牺牲小国，保全大国，历来都是如此，现在只不过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范例而已。
11月25日成为最关键的一天。
蒋介石不断向华盛顿发来措辞强硬的长篇电文。在电文中，他再三强调，在日本从中国撤军之前，只要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有一点点松动，中国这边就顶不住了，“抗战必见崩溃”。
似乎电文给罗斯福和赫尔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看到下面这些句子的时候 假如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以前的援助就是一场空，大家都白忙活了。以后我们也不再需要你们的帮忙，更不会相信那句“人间自有真情在”的谎言（“从此国际信义与人间道德，亦不可复闻矣”）。
这不是绝交信，但意思差不多。
赫尔一整天都坐卧不安，郁闷不已。此时，有人来敲门了，一看，却是胡适博士。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时任中国驻美大使。
纵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胡适和汪精卫等人一样，也曾经是“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即使在南京国防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胡适仍然在呼吁政府“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在他看来，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如果战，必定要败，与其败而求和，还不如现在就着手，以谋求“五十年之和平”。
对胡适的话，蒋介石表现得不以为然，在国防会议上，他“颇讥某学者之主和”，某学者，影射的就是胡适。
但奚落归奚落，蒋介石对这位有些书生气的老夫子还是颇为敬重和欣赏的。他曾经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谓一语中的。
后来胡适终于明白，和比战还难，难百倍，当战争来到眼前的时候，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了的。于是，他在态度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并从此告别了“低调俱乐部”。
不久，他应蒋介石的要求，暂时弃文从政，先以“政府特使”、后以“驻美大使”的身份赴美游说，以争取国际支持。
胡适能担当这一重任，缘于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不仅国内知名，在西方国家中也有很强的影响力，连老外吹牛，张口闭口，都喜欢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
某次，一位刚当选的美国议员到中国大使馆赴宴，糊里糊涂也弄不清楚中国大使是谁，就知道觍着脸吃。吃完送客，胡适邀请该议员今后到中国旅游 当然是客气，兵荒马乱的，怎么个游法。
这位议员点点头，“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去，而且首先要去拜访一下我的朋友胡适博士。”
胡适闻言莞尔，“议员先生，那你不用走那么远，因为胡适就站在你对面！”
胡适虽贵为大使，出门却不带随员，就那样一个人夹着皮包到处跑。他在美国行程几万公里，做了四百多场讲演，使美国朝野上下充分了解到了一个正在遭受苦难然而始终不肯屈服的东方古国，而他本人的形象也迅速提升，成了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的座上宾。
从“桐油借款”开始，包括后来组建飞虎队，都是胡大使辛苦努力的结果，四年时间里，他总计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国际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