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如果想成为管理世界的一分子，希望为世界设定规则、制定政策和执行决策，就应当认认真真地遵循这些原则。美国及其外交官与所有人一样，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美国糟糕透顶的外交
外交是一个加强器：它是能够改变物质内在结构的行为方式。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进行的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外交：一个强大的国家居然因为听觉不灵的外交削弱了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上任的最初100天里，巴拉克·奥巴马向此前被贴上敌手标签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古巴、俄罗斯、伊朗、缅甸和叙利亚等，纷纷伸出橄榄枝—关于“孤立，或对于美国，或对于其敌手，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但是当奥巴马尝试用“严厉的爱”代替马基雅维利提出的“爱与恐惧二重性”时，他还没有证明外交不只是武力的小表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赋予奉行新座右铭的美国国务院大大超过以往的权力，“外交在行动”。
如今美国外交官还远不具备与职业需求相匹配的足够的权力。人们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反应机敏和足智多谋的风范，反而常常听到他们冒出这样的陈词滥调：“这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紧接着他们又突然偏转到类似于这样泄气的话上：“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在美国国务院古老的组织结构图中，经济、安全、公共外交和其他领域与地区办公室的业务是分开的，此外，还设置了负责全盘的“全球事务局”，从气候变化和疾病防治到人权和民主，几乎无所不包。为扩展这些像烟囱一样的柱状图，国务院又设置了特使、特别代表和高级政策顾问等职位，从打击毒品到打击恐怖主义，所有事务都归他们负责。一位评论员对此发表评论说：“那么多的沙皇，足以让弗拉基米尔·普京感到嫉妒。”与此同时，经政治任命的越来越多的大使走上外交岗位，他们都是从总统大选捐款者名单中挑选出来的有功之臣。这些人只是“服务于总统喜好”的富豪，而不是能与所驻国构建持久关系的职业外交官。结果是，超级特使之间争名逐利，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组成核心集团，统揽一切重要决策，而总统的朋友们占据着美国半数以上的大使职位。因此，现在当你看到非常多的美国外交官生活在半抑郁状态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糟糕的是，大使馆许多外交官的工作经常受到限制，而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美国外事官员过去常常远赴目标地区，冒险开展考察，与当地居民建立关系，同时学习当地方言。但自从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外交官躲进了被层层路障包围的、戒备森严的大使馆内，而且越来越多的使馆正从所驻国首都的中心区域撤离，向设有铁丝网围栏防护的遥远的郊区办公场所转移。在巴格达，有900名美国外交官盘坐在四围环绕沙袋的世界上最大的使馆内办公。这不由让人想起美国驻伊拉克前大使爱德华·佩克所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开展外交活动。”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大使馆也以“相似的风格”建成了，至于它如何发挥实际作用，没人能搞清楚。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以往如果外交官不干涉东道国的内政，就享有豁免权，而如今成功的外交恰恰需要这样做。没有外国人仍然关心美国官员在想什么，因为相比之下，他们发表的言论要重要得多。大使馆必须成为经济、情报、军事、发展和其他领域专家的前沿哨所，致力于给当地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向当地人提供他们的政府可能无法提供的服务。比如在巴基斯坦，美国就应当派出农业技术团队、教育项目设计师和熟知当地文化的敏锐的谈判专家，让他们定期出入麻烦不断的普什图族部落地区，与美国或巴基斯坦的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给那些长期遭受战争和腐败摧残的村庄送去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在这样的地区，外交官绝不应该向当地人宣讲如何管理自然资源或禁止使用童工之类的长篇大论，而应当挽起袖子干活，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许多外交官都已承认，“和平队”的志愿者是美国曾经拥有过的一群最好的大使。事实也的确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