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正在发生，这使得我们极其难以预测未来外交的形态或规定它的行为。
—乔治·凯南（2005年）
如果你认为自己已远离密室外交和烟雾缭绕的内庭外交，那可就错了。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冷战的结束，赋予了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名人在世界舞台上部署战略的能力。他们中许多人就是今天最具能见度的大外交的化身。如果排斥他们，外交就注定会归于失败。这些人改变了问题的形态，把它们提上全球议程，有权决定制定什么政策、怎样制定政策、如何实施政策等问题。他们用不断的金钱投入来证明自己绝不空说大话，并利用声望和羞耻感对自高自大的权力机构施展“激将法”。如果没有这些新外交官，那么到现在我们也不能禁止地雷的使用，不能免除贫困国家的债务，不能建立起国际刑事法庭。最重要的是，这些新外交官激励起全球成百上千万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些在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进出出的大外交的实施者究竟是些什么人？是什么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成功？美国是诞生新外交家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美国只有在学会发挥这些新外交家的优势、形成严密的外交和工业复合体之后，其外交政策才能摆脱步履蹒跚的命运。当新外交家把公共和私人权力融为一体、使外交形成大于局部力量之和的整体合力时，他们已经在美国国务院和传统国际组织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不仅仅是白宫和白厅，世界经济论坛和“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也成为新外交家新的聚会场所，同时也是大外交付诸行动的最有前途的范例。紧随其后的是学生和年轻人组成的群体，大外交在这一群体中发展最快。这些学生和年轻人的加入意味着重新设计如何管理世界战略的征程才刚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