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比“政治决心”更为空洞的短语，我们达成全球共识的愿望永远不可能先于当地采取实际行动前实现，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人的意志”。“政治决心”的标准过高反于成功不利，而人的意志是一种由下至上的力量。“人的意志”表示你要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任凭相距遥远的官僚体制帮你确定什么是“正义”。当前，人们对“自上而下”的处置方法的信心正在减弱，相反，对“由下至上”的解决方案的期望值正在上升。“人的意志”的外在表现不尽相同，而这正是关键所在，因为“一刀切”的方法常常会归于失败。各大洲、各种文化在打击恐怖主义、实现财政稳定或减少贫困等问题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所谓“正确”的解决途径也肯定不止一个。问题总是出在细节上：如果你不脚踏实地，你不知道的细节可能就是成功的机会。
在篮球运动中，没有哪个团队配合比空中接力更为高效和炫目：传球队员不早不晚恰巧把球传到已经高高跃起、距离篮筐只有几英寸远的队员手里。对于重新设计全球秩序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来说，“空中接力”是最好的比喻：政治决心必须支持人的意志。如果全球资源不支持当地解决方案，那么它们又有什么用呢？在数十年无谓的“清谈”后，现在唯一需要的是行动起来。
四海为家的人，或“世界公民”向往一种全球观念、一种人类超越自我的博爱状态。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呢？英国科学记者马特·里德利阐释得最好：“对圣·奥古斯丁来说，社会秩序的根源存在于基督的教诲之中；对霍布斯来说，它存在于主权之中；对卢梭来说，它存在于独处之中；对列宁来说，它存在于党派之中。”遗憾的是，并不是如此，社会秩序的根源其实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的头脑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创造不出一个完美和谐且品德高尚的社会，但能创造一个优于今日的社会。我们必须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源自这种本能的制度。要达到这个目的，把资源从全球推动到当地层面是最可靠的一步。
80后、90后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009年年初，当34岁的安德里·拉乔利纳通过一场军事政变攫取了马达加斯加最高领导权时，他非常担心本国的温饱问题。这个印度洋大岛国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但这并没有阻止拉乔利纳的前任总统拉瓦卢马纳纳与韩国大宇公司的交易，他把本国100多万公顷耕地租赁给大宇公司耕种，为韩国人生产粮食。政变发生后不久，拉乔利纳就取消了这一合同。这位前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人们把他和法国高铁联系在一起，为他起了个绰号叫“高速列车”。他当上过渡政府总统后，依然受到本国18岁以下人群的广泛拥护。这些未成年人根本不在乎拉乔利纳违犯了《宪法》关于40岁以上的人才能担任总统的规定，他们高喊着“让旧秩序下地狱吧”，就像发动了一场未成年人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年龄低于30岁的人群目前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从未经历过全球化之前的生活。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是对他们心理的一次大冲击，他们从中得出的教训是人类应该相互依存。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相同年龄段人群之间的认同超越了地理位置接近的认同，成为塑造这一代人世界观的重要因素。亨利·基辛格在还未步入职业外交生涯的时候，这样写道：“每一代人只被允许为梦想努力一次，只能尝试提出一种解释，作一次试验，因为每一代人都是自己的主题。”马基雅维利认为变化不受选民的欢迎，而如今这种情况确确实实发生了。对于“Y一代”来说，不耐烦是一种美德。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新千年一代一边倒地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他们比以往前辈都更为迅速地成长为驾驭国家前进的力量。同时，这一代人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和Facebook网站快速动员起巨大的力量，这让独裁者感到非常紧张，如同受到制裁一样难受。此外，这一代人凭直觉就支持更广泛的国际贸易，更迅捷的通信，更多的移民和多元化的认同，还支持“平等”、“生态保护”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
唯心主义又一次变得注重实际了。20年前，只有18%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说他们想“外出闯荡，改变世界”。如今，这一比例升至40%。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代认为公共服务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婴儿潮一代深信里根总统关于“政府是麻烦的根源”的说法，“Y一代”将有可能在他们的求职生涯中经历五六个职业，在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都留下印迹。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政府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将更为实际，而不会流于意识形态化。“Y一代”以功能而非国别来区分问题的种类，他们不认为外交是垂直管理或分等级的结构，而将其看做一个分散式的网络：网络中所有的一切都相互联系，没有中心。他们对谷歌之类的企业以及乐施会、盖茨基金会之类的非政府组织有一种幻想，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为这些企业和组织工作，就意味着参与到一系列未经官方许可的政治活动中，做着和外交部官员相似的具有外交性质的工作。“Y一代”是能够由内而外重新塑造政治、社团和其他权力机构支柱的一代，他们将拥有“大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