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世纪世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谁是主要行为体”。“国家”本是适用于工业化时代的最佳政治组织形式，而我们现在正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学者们武断地确定了“国家”的中心地位，仿佛“国家”只有清一色的模式一样。而在这一点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国家”是一种艺术作品，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国家种类很多，有的是“国家地位”感十分强烈的国家（比如美国和巴西）；有的是蒙着国家面纱的大国（中国）；有的是像帝国一样行事的国家（俄罗斯和伊朗）；有的是由国家组成的帝国（欧盟）；有的是自然资源国家（卡塔尔）；有的是市场国家，其中外国人比本国公民还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的是“准国家”（巴勒斯坦和库尔德斯坦）；有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名义上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总之，“国家”不是天生的组织形态，一些国家能够延续生存，而另一些国家将逐渐让位给通过技术、资源、意识形态和金钱组织起来的新形式的人类共同体。
毫无疑问，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后见证了“国家的强势回归”，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祭出3万亿美元刺激经济，这笔巨资大约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一些国家还以种种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展示自己的“肌肉”：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非洲购买自然资源；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有权决定救助哪个国家和公司及得到何种回报；俄罗斯“石油”沙皇和沙特石油公司主宰着石油价格和输油管线的走向。但是，即便是强大的国家，它们的行为方式也多种多样，具有各自的特性。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护沙特王室利益，二是维护激进瓦哈比教派的信仰和从事伊斯兰慈善事业。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本身就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制定了隶属本州的富有成效的移民、气候和能源政策，而如今印度和中国的许多地方政府也都在国外设置了出口办事处。加拿大的安大略和魁北克、德国的莱茵区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的行政长官纷纷到世界各地访问，为本地区发展吸引外资。他们知道，与其坐等中央政府为他们谋福利，不如自己行动起来。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由单一民族国家管理的，相反，展示在全球地图上的只是一个个“治理孤岛”，而不是有效政府统治下的国家。这恰恰与中世纪的情形相似，这些“孤岛”不是国家而是城市。今天，全球40个城市区域的经济总量已占全世界的2/3，它们的实力体现在金钱、知识和政治稳定上。仅纽约市的经济规模就比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像迪拜那样的港口城市和贸易中心扮演着“21世纪的威尼斯”的角色，在这些“自由区”，各类产品的转进转出十分便捷，不受政府烦琐的审批手续的限制。里约热内卢、伊斯坦布尔、开罗、孟买、内罗毕和马尼拉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是它们所在国家和地区的首要的城市中心，然而，上述每一座城市每年都被成千上万新涌入的不速之客挤满，这些不速之客就是流动的底层人士，他们并不都生活在混乱不堪的环境和“阴暗经济”里，而通常生活在自我组织起来的实用的生态系统中。这是中世纪城市典型的社会阶层物理分化特征的再现。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今日的城市已超越国家，成为搭建全球活动框架所需的一块块积木。我们的世界更像是各个村落联结而成的网络，而不是同一个“地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