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证券市场20年的创新，如歌的行板，蓬勃盛放，也为未来创新定下了标杆，留下了财富。
财富之一：让主动创新成为主流。
1991年初春，上交所的清算部员工满头大汗，满桌子的股票要忙着配对过户，不说是T+1，就是T+N都难，甚至根本已经找不到股票了。看到这个场景，尉文渊开始琢磨，终于有一天从信用卡上得到灵感，将纸质股票变成电子股票。
不仅是“无纸化”，还有电子交易、T+0交易等，草创阶段的证券市场中的每一个创新几乎都是市场需求的，或者说是“逼迫式”的，而创新的主体，或是身处市场一线的“草根”，或是高瞻远瞩、位高权重的“精英”。他们锐意进取、“胆大妄为”，从不同方向，用不同的智慧视角，推动市场的进步。在早期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创新的源泉来自市场本身的需求，“不是说主观想做什么就做，每一步都是市场发展提出的需求，你要适应并主动推动。” 尉文渊回忆说。但这样的创新如果没有体制的保障和监督，过于“草莽”和感性的推动，却只能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要逐步过渡到让市场成为创新主体，建立起正确的激励机制。” 上交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银说。未来之道，在于将创新的权力还给市场。创新成功了，应该得到市场奖励，失败了就被市场淘汰。从制度上形成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我们有过一次质的飞跃，还要有一次新的飞跃。”事实上，胡汝银的这一说法已与高层近期释放的“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思路不谋而合。
财富之二：创新必须适应中国特色。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当时的中国流传一个笑话：“美国是辆法拉利，速度太快开到阴沟里去了，而中国是辆奥拓，因为没翻车就开始嘲笑法拉利。”
中国金融系统稳妥、意外地与金融危机擦肩而过，主要是因为多年来的谨慎监管和坚持金融产品高标准、稳起步的方针。即便面对创新不足的现状，绝大多数人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及至如今，任何一项创新，哪怕是早在10年前就已经酝酿，其正式诞生也必然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水到渠成”。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构中，新科技、新产业的发展需求推动了创业板，机构投资者的避险需求推动了股指期货。十年磨一剑的背后，是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自身发展的大势，是历史这双巨大的无形之手。
“‘老树发新芽’是中国改革最宝贵的经验。”刘纪鹏说，建设强大的A股市场必须进行自身的制度创新，而这种创新又必须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新的“幼芽”从旧的体制内部滋生，旧体制的“老树”滋润其成长壮大，“老树”也逐步消失。
证监会原主席周正庆就创业板的制度设计说过，不能因为境外创业板市场上市门槛低而忽视中国企业治理不规范、中介机构不成熟、市场投资者不够理性等实际问题。因此，创业板的推出没有照搬照抄境外模式，而是遵守了从中小板到有门槛的成长板，逐步向未来和国际接轨的创业板过渡的发展路径。这也就是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接连推出创业板、推出股指期货、推出融资融券的底气。“金融危机后，应充分认识到创新须有前提条件，”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说，“创新发展需要市场的基础条件作为支撑。在市场基础功能不健全的条件下，创新将可能扭曲整个市场，使全行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让奥拓变成法拉利，并且行驶在安全的车道上，这是当前资本市场赋予中国人的使命和机遇。
财富之三：创新要考虑市场承受力。
中国资本市场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新兴代表不成熟，不成熟是脆弱的，承受力较差。转轨意味着在转变过程中，制度是不完善的，免疫力差，抗风险能力弱。
过往的事实证明，任何一项创新成功，都是建立在中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这一现实基础上的，而不是对欧美市场的简单模仿。几乎在每一项创新立题之时，证监会主席尚福林都会向市场喊话：我们会始终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市场承受力的统一。
忆往昔，2001年下半年至2005年5月，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受到“推倒重来”错误方法论的影响，基本陷入“休克疗法”的困境中不能自拔。
“这正是因为没有坚持将中国改革成功的方法论应用于股票市场，盲目照搬西方，简单地用西方的‘尺子’来量中国的‘市’，推出了不恰当的市价减持国家股等政策，导致中国这一新兴尚未转轨的市场在改革发展中的先后顺序被打乱。”刘纪鹏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而将创新与市场承受力完美结合的股权分置改革，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创新。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正是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取得成功的。这一成功的创新，也意味着尊重市场承受力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