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1997年5月，当“深蓝”（Deep Blue）击败世界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Gary Kasparov）的时候，大家震惊了——因为人们以为世界上不会有能打败人的国际象棋程序。那是互联网第一次影响流行文化，在旧的媒介形式之外，人们第一次在互联网上真切而深刻地感受到了公众对于一件事的反应。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国际象棋的水平就是最高、最优秀智商的标杆——而现在，一台电脑竟然能比最聪明的人类还聪明。
当谈到“人类是否还是最特殊的物种”，或者“电脑是否正在变得和人一样”时，我们总能找到很多话题。同时这类事情已经不再是新闻了，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去理解事物，所以这些新闻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人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其实是件很不幸的事。其实简单地看待“深蓝”胜过人类这件事，不过是一群计算机科学家用一台很强大的计算机来算出下一步怎么走更好而已。创造这个成就的是人，而不是机器。
“深蓝”团队最大的成功，是他们清晰而细致的思想。要想让电脑打败国际象棋大师，需要把两个过程整合在一起：一方面，硬件要提升到一定水平；另一方面，把国际象棋更严密、更清晰地用软件加以抽象出来也很重要。因此虽然人们知道总有一天电脑会打败人类，但这个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谁都无法预测。
如果“深蓝”团队没能很好地解决软件方面的问题，单纯凭借硬件的强大性能，电脑也终将在将来的某一天战胜国际象棋大师。所以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会下象棋的电脑能否打败人类，而是程序的精细程度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胜利。“深蓝”比预定时间更早地取得了胜利，功劳都要算在程序的精细上。
但公众对于卡斯帕罗夫被打败的反应，却留给计算机科学界一个大大的疑问：把计算机描述成像人一样有智慧的东西是否真的有用？这么做到底是明确了计算机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还是恰恰相反？
当计算机被认为拥有智慧时，人们都放下了心中的疑惑，不再去思考计算机的局限性。在“深蓝” -卡斯帕罗夫世界巡回赛期间，这种情况就真实发生了。
国际象棋有点儿像扑克游戏——当你轻视对手的时候，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自信。虽然扑克游戏程序比国际象棋程序编起来容易，但实际上玩扑克游戏非常关注人和人之间微妙的非语言交流，比如虚张声势、压抑情绪、揣测对手心理、根据对手表现下注，等等。在“深蓝”胜利的故事里，国际象棋中抽象、注重算法的重要性盖过了对局中的非语言因素——而有意思的是，卡斯帕罗夫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他无法获取“深蓝”的非语言信息。
虽然卡斯帕罗夫偶尔也赢过“深蓝”，但他似乎愿意接受输给电脑这个事实。如果他的对手是人类，很可能也会用像“深蓝”一样高超的走位（至少是1997年“深蓝”的水平）击败对方。当然，他真正面对的是一张一成不变的面孔（实际上他对面坐的是空气）。虽然这场人机大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灵测试，但事实证明它确实如此，而且卡斯帕罗夫输了。
正如我之前所说，人工智能的概念把人们对电脑程序的心理预期转到了另一个目标上：“电脑+群体”模式（computerpluscrowd constructions）。在1999年，包括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在内的一群人在网上聚集起来，利用一款叫做“卡斯帕罗夫对阵全世界”（Kasparov versus the World）的网络程序，和卡斯帕罗夫进行多对一的较量。这次卡斯帕罗夫赢了，尽管很多人认为是那一群人的内讧才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但我们作为搞技术的人，总是不自觉地认为人类的能力在退化。
无论是拥有智慧的机器、聚合的碎片，还是技术狂人的灵机一动，都没有让生活更美好，只是让生活更糟糕。当人们知道电脑也有了智慧的时候，大家都会倾向于改变自己来让电脑显得更智能，而不会主动要求电脑变得更实用。人们已经习惯于服从电脑的指挥，当觉得某个数码产品或者网络服务难用的时候，他们也会责备自己。
把电脑当成智能而独立的个体，实际上是把编程过程本末倒置了。对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太过尊敬很不好，后果很严重。
共鸣圈
关于技术有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它如何影响人。我之所以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过去许多年一直在运用一种叫做“共鸣圈”（circle of empathy）的心理训练方法。这个方法对你可能也有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动物权益的哲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对这种方法的称呼和我的一样，应该是个巧合。］
每个人都能画出自己想象中的共鸣圈，它们对内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对外则联系着每个人所关心的外部事物。我喜欢“共鸣”这个词，因为它有宗教含意。这里用“同感”（sympathy）或者“拥护”（allegiance）可能会更准确，但我更想用一个带有神秘感的词，这样可以说明我们无法彻底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也就无法用数字化的数据库来表现人际关系。
如果某人落入了你的共鸣圈，你会尽力去保护他。但对于圈外的事物，你会听之任之。打个比方，大多数人会把其他所有人都归入自己的共鸣圈，但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刷牙时，肯定都希望能杀死细菌，而当我们把没有生命的石头从小路上扔开，以保持路面洁净的时候，没人担心石头到底会遭遇什么。
不过，当一些东西位于共鸣边缘附近时，情况就会变得复杂。人们会纠结于某物或者某人到底是该归在圈内，还是该划到圈外。比如，当奴隶被划在一个人的共鸣圈外的时候，他脑海中才会有奴役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圈外的奴隶并不属于自己的同类。因此扩大人们的共鸣圈，把所有人都放进圈内，并且终结奴隶的存在成为人类历史上宏大的一页——而且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
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让人们头疼。关于堕胎的争论其实是在讨论是否把胎儿或者胚胎放进人们的共鸣圈内，而对于动物权益的争辩也是在讨论圈内圈外的问题。
当人们改变自己共鸣圈内的事物时，也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而共鸣圈周长的变化，也会带来圆心的变化；自由主义者希望扩大共鸣圈，相反的，保守主义者则希望维持甚至缩小共鸣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