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连芳草,都被他带将春去了——程砚秋往事(5)

罗瘿公去世后,每当程砚秋外出演戏,行前数日必先往罗墓凭吊;演毕返京,亦去墓前。逢罗忌日,则必去祭奠。二十余年从未疏懒。1943年4月5日,程砚秋携二子(永源、永江)为罗瘿公扫墓。三人早八时乘西直门火车至黄村下车,步行三里始抵墓地四平台幻住园。他见墓地松木牌坊上的铁钉被拔去很多,异常伤感。“光景蹉跎,人物消磨。昔日西湖,今日南柯。”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提笔写道:“有两家人代为看坟者在,尚且如此。再过数年,我不在了,无人祭扫,想此处定变成荒原了。”

交往尤见人情濡沫与君子风仪。世事无常,他有常。

程党·知交

那时的小报把围在程砚秋身边捧他、帮他的人,叫程党。但凡有个“党”字,便觉庸俗,亦有宗派之嫌。这里,我以“程党”做标题无非是想说一个事实:即无论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他们的艺术成就,一方面来自本人,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许多人的帮助。像罗瘿公、袁伯夔(名士,湖南湘潭人,民国初建曾任印铸局局长)等人合力共助程砚秋,几乎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罗瘿公去世后,李煜瀛(字石曾,官宦出身,河北高阳人,留学法国的生物学家,同盟会成员,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董事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是支持程砚秋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民国十九年(1930),他联手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学院,附设戏曲专科学校。这个专科学校就设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五十六号,男女兼收,学校坚持到1941年。李煜瀛眼瞅着梅兰芳1930年漂洋过海到美国演出,风光无限,赞誉无数,便也动了心思,为程砚秋的出国张罗起来。1932年1月1日,程砚秋登报启事:正式宣布更名“艳秋”为“砚秋”,“砚田勤耕秋为收”,他以农人开垦之砚田自喻,而不再以“艳”示人。14日,即赴欧洲考察戏剧。显然,程砚秋是为赴欧而改名换字。这一年的9月,李煜瀛赴日内瓦出席国联文化合作年会,并以中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名义,参加在法国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的第六次大会。他把程砚秋列为中国教育考察团团员。

另一个鼎力协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则是1949年以后成为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九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专攻政法科。回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创办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创办《白话报》和上海合众图书馆)。他的作用对于中后期的程砚秋来说,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如何为人,怎样处世,陈叔通都能做到具体指导。有几件小事,给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罗瘿公去世后,有人觉得程砚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砚秋到王瑶卿家竟也感到了丝丝凉意。这时的陈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确地说:“新戏多编,弟意有时仍须请教瑶卿,不可对他太冷淡。”同年程砚秋到上海演出,陈叔通活像罗瘿公转世,隔三差五地写信做“远程教育”。当听说配戏的小生姜妙香与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里说:“兄性以人格论是第一等人,但处世则非迁就三分不可。”两天后,又补寄一函,说:“妙香已见报,但是不可怒,不可懊丧,须坚韧渡过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决裂,天下事要看得透,还要大度包举。再弟尚有一语,兄所得之钱乃血汗得来,股票不可买,不可入股,银号即利厚不可贪,弟意存入中国与兴业两行均可,千万!千万!此中事我较明白,决可负责。还有一件事,曾写信与仲荪先生,即年龄关系气息似弱,况以唱为生涯,不知有向来熟悉之医否,姑与一商,每日试服黄芪、红枣加陈皮,我四十年前为讲师试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宁少,试验再看,有外感即停止……”读着这样的信函,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1933年,程砚秋从欧洲回来,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戏的小生演员。为此,陈叔通先看上俞振飞,后又听说叶盛兰不错,便在俞、叶之间反复盘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这样写的:“昨发快信后再四思之,叶(指叶盛兰)身材如何?有无倒嗓之事?亦须想到扮相、台步、声音,果下得去,决计拉叶。初出山较易与,且年轻尚可求进步,又有继仙为师(指叶盛兰曾受业程继仙),在玉霜(程砚秋字)成本较轻,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飞),祗以无好小生,则舍俞亦无他人也。叶果是后起之秀,则不如舍俞而取叶。”伶人一向有置房产的习惯。这一年,程砚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还有人请程砚秋去刚刚建立的“满洲帝国”演出。陈叔通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托人给他带去一信。信中明确地说:“我有一言不能不预为提明:华北,此终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责备?如到已非吾土之时,犹能作久居之计,则屋可买……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买一屋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谤亦随之,要在自问过得去否?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很快,日军侵占了冀东、察哈尔,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

应该说,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经罗瘿公介绍结识了陈叔通,程砚秋的确深受其影响。举凡为人演剧诸事无不求教之,引为知交。可谓经纬万端,逐条指导。陈、程交往持续到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刚刚建立,陈叔通函致程砚秋(1950年7月28日),对他明言:“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并叮嘱“在向周扬(中宣部负责人)汇报情况的同时,一定也要向田汉(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做同样的汇报”。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砚秋,切嘱:“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这里,我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对陈叔通的劝告指导,程砚秋决非言听计从。比如,陈叔通对程砚秋力排对其艺术大有帮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荪,但程砚秋觉得李、金二人多年来给自己帮忙,虽是从政坛退出来的闲散之人,但乐意办事,又具才华;对他们而言,亦可消磨时间,对自己来说,“旧社会是看不起唱戏的,我借此亦提高我一个旧演戏的演员的身份”;不管政权如何更迭,程砚秋始终坚持这个见解。他写于1957年的自传里,也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旧式人物”的看法。程砚秋说:“听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讲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等等言论,他不主张杀生,没有烟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丑无比的,又见他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奔走,一切言论行动给我很好的印象。联想到别的政治骗子挑拨是非、幸灾乐祸、浑水摸鱼、吃喝嫖赌、贪图享受,把痛苦加到别人身上,李君总比这些骗子们要强得多些。同样骗来的钱,就看他们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郑毓秀、魏道明好像个小集团似的,我问为什么同他们在一起呢?李回答:办社会事业什么人都应该有,好比毒药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觉得比喻得很对。叔通先生屡劝告不听,总是坚持我的主观看法……虽然叔通先生骂他们一个是失意的政客、一个是政治骗子拖我下水。现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还认为他们对我是善意的。”

陈叔通曾说,程砚秋这样的知交“在尘世中不可多得”。今天这样的朋友还有吗?真是引人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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