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跳舞,因为我悲伤(2)

到今天,我们的训练场地已换过多次。偶尔没地方排练,我说来我家吧。那是1998年冬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文慧和我住得也比较近。但她说:最好不在家里,在家里人的身体是松懈的,状态不对。她就出去找地方,跑过不下十几家,甚至答应每周去给那里的学员上一次舞蹈课,以换取让我们一周使用一次排练厅。那时,我感到文慧是真爱这件事,即使只有一个队员。一个人真爱一件事,为这件事坚定不移、吃苦耐劳,在大冬天为带领一个队员继续训练做怎样的努力,这一切都在我心里产生了影响。我比较在意人的细节。她说的另一句话,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每次去排练厅,都见舞蹈队员用过的排练厅狼藉一片,大家二话不说先打扫卫生,离开时保持大厅整洁干净。文慧讲,在国外也是这样,芭蕾舞演员还有别的,对自己的排练厅只糟践不打扫,只有现代舞演员不作贱场地,她见过的现代舞团队,都非常自觉地劳动,人都很朴素,平易近人,不管他们的名声有多大。

我相信这一切都和现代舞的思想实质有关。所以我风雨无阻地做了这件我爱的事情,全身心进到里面,并从一次次排练中走过来,在国内和国外各不相同的舞台上,与其他几位专业舞蹈员一起,从容地展开我们的“舞蹈剧场”。

1998年7月,北京最热那几天,我进入文慧的现代舞工作室。文慧说我练习的时候特别投入。但是,投入仅仅是一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真的适合这件事,能做好这件事,我对自己能不能坚持、坚持多长时间一点没有把握。参加的人有的是做纪录片的、自由戏剧的,有的画画,有的从事行为艺术,还有就是我,文学编辑。一群人很难到齐,很多时候只来一两个人,但每星期坚持着,没有中断。深冬的一天,文慧约我到歌德学院,那儿有一个关于德国现代舞的讲座。我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侧的那座小楼,找了个座位懵懵懂懂听,后来放映影像和图片资料,我看得手心出汗。我牢牢记住了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希的一句话: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是埋藏在我心底的话,也是我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话。从那一刻开始,我与现代舞像是有了更深、更真实的联结。皮娜·鲍希朴质的光,在这一天照进了我的房子。我听到了许多年来最打动我的一句话,说不出心里有多宽敞。

我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过去在戈壁草原和围绕着它们的大山里,一直很少说话,我表达高兴,就是拼命奔跑,或者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皱着眼睛和脸瞭望远方,我心里的动静,就在那个过程里慢慢流淌。而我的忧伤,是黑天里野生黄牛的眼睛,无论是睁开还是闭上,都悄没声息,连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幸福为什么悲伤。半大不小的时候,我被大街上一匹惊脱的马碰倒,腿上碾过一只马车轱辘,也没有出过声。后来我常盯着马路看,想知道一个人倒在车底下是一种什么情形。我偏爱过去那种大轱辘牛板车和解放牌大卡车,就是因为它们的底盘特别高大,倒在车底下的人也可能还生。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和跳舞不沾一点边。

我们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风,而无风的日子我就快乐得不知所以。我会爬上房顶,测一测是不是真的没风,然后像房顶上堆起的麦秸垛,我在心里垛起这一天要干的事情。所以我能看见开败的蒲公英的小毛毛漫天飞舞,看见它们在太阳底下乱翻跟头,看见戈壁草原里的一堆堆牛粪,把那些纤细的小毛毛一根根吸进牛粪洞里,看见吸附了碎毛毛的干牛粪被人塞进炉火里,然后飞溅出火星。

“你的泪珠好比珍珠,一颗一颗挂在我心上。”我还常去米德格的杂货店,听她的奶奶、那个老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女人哼唱这两句歌,一边听歌一边帮米德格干活儿,干完活儿,背着米德格的女儿出去玩耍,跟那个没有父亲的两岁的女孩说话。后来那个女孩长大了,跟一个乌兰牧骑跳雄鹰舞的男孩跑没影儿了。

那个女孩长到四岁还说不清话,不叫我“姑姑”叫我“嘟嘟”。米德格说:“你教她吧。”我拿一根树棍在土里写“赵钱孙李”,她好几年以后才跟着我写“赵”,可她不写“赵”,光写“走”,还把底下那条人腿拉得特别长。所以她除了添乱什么忙也帮不上。米德格的奶奶死的那天,我正好在杂货店,老女人唱着唱着突然睡下了,米德格喊我去看看她奶奶要什么东西,那个小女孩拉着我不让我走开,等我摆脱那个小东西,跑过去翻转米德格奶奶的身体,老女人已经死了。米德格跑过来大喊大叫,老女人这时又睁开眼对她说了一句话。米德格发了半天呆,想起问我她奶奶刚才说了什么?我把听到的告诉给她:“别信你爱的男人。”那是一个长长的没有男主人出现的故事。

我在一个时间凝固的地方长大。

今年春节我回内蒙古探亲,一高兴跟我母亲说,我跳现代舞呢。我母亲说:“你要止痛片?”她挪动她的身体去那个藏了一些药片的小筐里去取,我说你不用拿药,我没病。她说:你把止痛片带在身上。她捏着小纸包从一个屋子跟着我进到另一个屋子,看着我,等我接她的小纸包。这无疑是她能给我的唯一的好东西,在她看来这个东西非常神秘,像宝一样。她听不懂“现代舞”,后来她问:“是不是和男子一起跳?”我不知怎么回答她。

我的事情一般都不跟她说。我确实不爱说话,更不对母亲说什么。从小到大都这样。

我离开家十多年以后认识文慧,她的职业是舞蹈编导,与我同岁,在我的朋友中,她是唯一一个跳舞的人。要是不与她近距离相处,我确信和她成不了朋友。我熟悉文慧后,想到:我母亲一辈子承载别人,不知道她能不能明白,现代舞也是一种承载方式。

我想说说文慧。文慧在九十年代初就倾心现代舞了,在国内比较早从事现代舞的实践。我觉得她选择现代舞跟她的心性有很大关系,她是个愿意倾听别人的女子,经常想着别人的麻烦事,在一个什么时候,送上她的问候。她大部分时间里比较讲求效率,有时候也一筹莫展。今年春节前,跟我们一起排演《生育报告》的一个女孩回云南老家了,我们聚会的时候,她缺席,文慧打电话叫女孩的二哥来,他在北京打工,一个人孤孤单单过得很清苦。这种时候,她非常果断。她的温良,使她能够重视人,重视人的生存境遇,她排练时强调“别忽略此时此刻的感受”。所以做练习的时候,她总是拿出很多时间,让大家相互交流,甚至近距离对视,互相珍惜、信任,然后,肢体训练——这时,充分利用人体,传达人的内心,在此过程里,她讲求开放式训练和训练中人体的开放质量。几年来,她把最小的、最生动的生活细节做进了自己的现代舞,已有《裙子》《现场——裙子和录像》《100个动词》《同居生活》《与大地一起呼吸》《餐桌上的九七》《脸》等作品,及1999年进行了一年,于当年底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的《生育报告》。其实,北京、广州,两大城市的现代舞团,及团体外专业人士总共不到百人,即使加上文慧的非舞蹈者兵马,如我,喜欢并愿意身体力行者,现代舞追随者的总量也未能有一百零一的突破,比起这个国家十二三亿人口,几十人的现代舞队伍,真如沧海一粟。但它毕竟存在了,成为偌大一块高粱地里的一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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