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预测一场起义的结局来说，背信弃义、阴谋诡计以及老谋深算的背后目标（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对一个国家进行牢固控制），它们不在正常思维之内。
巴黎起义是一意孤行的产物。巴黎得免于难，有赖于多种与导致华沙蒙难结局相反的非预测性因素。
在美英苏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期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刻分歧使美英与苏联之间既合作又防范，双方都有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考虑，都极力要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这些方面，双方没有多少区别。基于反对法西斯危险的共同需要，美英给成为盟国的苏联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但又警惕着共产主义向西方国家蔓延，所以在给欧洲各沦陷国家的抵抗运动空投武器时，武器尽可能不投往抵抗运动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然而，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使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毕竟与受苏联传统浸润、经由“秘密活动＋暴力”的公式和途径获得最高权力的终身领袖判然有别。在这方面，丘吉尔很有代表性。希特勒进攻英国遭挫败后，转而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进攻苏联。正如他进攻波兰之前作了一个错误判断，以为西方国家不会对这个小国履行援救义务，这次又作了错误判断：指望对共产党苏联的进攻会得到美英资本家和右翼的同情。然而，强烈反共的丘吉尔的态度是：“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和秘密协定，对二战的爆发难辞其咎，之后又坐视一个个欧洲国家沦陷，对孤军作战的英国似乎将面临的毁灭幸灾乐祸，对德国每打一个胜仗都给以祝贺，并源源不断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国。但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丘吉尔当晚就发表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故乡的门旁……捍卫着他们的家园，母亲和妻子们在家乡祈祷……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8]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英国不断给苏联以武器援助，其中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是把美国援助英国的调拨给了苏联。美国更是给了最多的援助[9]。
当巴黎起义引发危机后，解决危机所寄望的盟军总部作的抉择与丘吉尔颇为类似。盟军最高统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一个古老城市和这个城市两百万居民的安全重于意识形态考虑。所以，戴高乐强调的尽快进军以防止共产党控制法国的理由没有说动不喜欢共产主义的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但巴黎和巴黎人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迫使他改变了计划。无论是他还是最高统帅部其他人都不能因为巴黎人不听劝阻举行起义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担后果，不能为了已拟定的战略计划而置巴黎于不顾。对作战计划所作的不情愿改变乃巴黎得救的决定性因素。
当伦敦收到共产党要求空投武器的无线电呼吁后，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在决定是否空投武器时也作过同样性质的抉择。他是竭力要防止这场起义的人。当起义已经发生且唯一拯救巴黎的停火机会又被彻底破坏，使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提前进军巴黎似乎也不可能，而且这位实际上是戴高乐派的将军知道空投的武器大多会落到法共手中。但他不能眼看同胞用手枪和老式步枪同德国坦克作战，宁可不顾使共产党人得到武器和控制政权的政治后果，决定向巴黎空投武器。只是由于最高统帅部终于决定进军巴黎，武器空投计划才未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