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无论张博士也好，无论朗格让、哈里森也好，他们都是对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用“英才选拔”模式，即通过考试来淘汰和选择人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就此问题我曾请教过北京师大教育系学者史静寰女士，她很无奈地说，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唯有“高考”这块领地还相对是块净土，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公平竞争，如果“高考”体制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曾经打破过，但最终是一场闹剧中的悲剧。
张博士的同事马金玲小姐，1987年西北师大教育系毕业，11年来一直在甘肃省教科所从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研究，在她陪同我去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时，这个把头发修剪得如英俊儿郎的女子对我说：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现行的课程无法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与当地生产、生活结合太少，学完回到地里完全是另一码事。这些年国家提倡素质教育，课程也增加了乡土教材，也学，但效果不好。很长时间上一次乡土教材课，为的是上面检查好说说而已。农村的孩子还是想学正规课，想升学，这是个矛盾，已成为死结，很难解开。马金玲说到了天祝县炭窑沟小学，她说学校周围搞了大片洋芋地膜覆盖，长势很好，周围很多群众去参观，是块教学生实用技术的实验地。后来校长调走了，也不知现在怎么样。谁都知道教学针对性不强，可一味地有针对性高考怎么办？家长学生都要求升学。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困境。如何挣脱这一困境？马金玲说完，目光一片茫然。
应该说这不是马金玲一人的茫然，这是中国教育的茫然。当一种教育模式历史性地被固化，当由固化而形成的教育观念已如此深入人心，当现代化在中国的城市与贫困的农村相距如此遥远，我们设身处地为贫困的家长和学生们想想，他们何错之有？
所以，当我在“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人们告诉我，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甘肃会宁每年居然有五六百名学生考上大学，会宁因此而成为甘肃著名的“状元县”，当人们告诉我说北京电子一条街有240名会宁大学生、北京部级机关也有50名会宁学生，而会宁山河依旧破碎，会宁像被吸干了乳汁、输尽了血液而倒在路旁的母亲时，我无言以对；当天祝藏族女县长马官保告诉我，他们县的学生范建春1996年史无前例地考上北大计算机系，全县开庆祝大会嘉奖学校、老师、学生，1998年他们县的张永生以621分成绩、名列武威地区第一被清华大学录取，武威行署要在全地区召开庆祝嘉奖大会时，我不能不和他们一起由衷地高兴。故乡如慈祥的母亲，并不在意儿子们学成是否归来，依然敲锣打鼓送他们上路。
此刻，谁能把此视为教育的困境？
然而，谁又能说得清这不是困境？
之五 祁连山的雪化了
8月12日晨8时，我和甘肃省教科所马金玲小姐搭乘兰州开往武威的长途汽车，13时40分我们到达祁连山区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
天祝地处我国地形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峰峦叠嶂，河谷纵横，海拔4800多米的祁连山、马牙雪山终年白雪皑皑。22万藏、汉、土、回、蒙等16个民族生活在这片天寒地冻的雪域高原。天祝历史上没有县制，以部落为居，1949年9月天祝解放，这是中国少数民族解放最早的区域。1950年5月，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刚一定下来，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天祝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当时天祝有44个部落22座寺院。就教育而言，天祝和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样，百废待兴。当时，境内只有一所公立完全小学，5所初级小学，在校生203人。经过近50年的发展，1998年天祝已拥有民族师范、职业中学、完全中学、小学共341所，在校生4175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43%，其中女童入学率达99.48%，高于平均数，全县15-46岁的农村青壮年非文盲率达97.4%，扫盲已达到国务院规定的验收标准。1997年天祝已全县实现“普初”，世纪末，天祝是甘肃省已定的实现“普九”的县份之一。届时，天祝将成为中国最早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前面我已经提到天祝不断有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我们已经用了很长的篇幅，说了许多许多关于贫困制约教育尤其是制约女童教育发展的事例与佐证，那么天祝是祁连山里、是雪域高原里的一块富美的天堂吗？
不是，天祝是国家级贫困县。截止1997年底，全县财政赤字已累计近4000多万。以1997年为例，全县财政收入2900万，而财政支出为5100多万，除省里每年补贴1100万外，缺口仍近千万。那么天祝是怎样在困难中发展教育呢？县教育局那个清瘦干练的周发科主任反复对我说，是“领导重视”。在内地、在西部、在整个中国，我们都经常可以听到“领导重视”和“领导不重视”的说法，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事务结果。前者会将一种务实的作风贯穿于整个理想与意志的实施过程之中，权力之于前者，成为改善民众处境和履行义务和责任的有效而有力的“法宝”；反之，后者则是对责权的玩忽和对民众的期望与信赖的亵渎，应该说，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各级当政者对教育的不够重视所致，任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一些教育工作者和民众的抱怨。
周发科向我说到了他们县主管教育的藏族女县长马官保。
马官保是1993年当选为天祝县副县长的，一上任，她就接到西顶小学的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幅教室危房的照片，歪斜的墙头，绽裂的墙壁，破漏的顶篷……还有一句撞疼她心扉的话：“没有别的请求，只是希望领导了解情况。”马官保当即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第二天一早，马官保就叫上县教委副主任一同前往大红沟乡西顶小学。通往西顶的路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无法通车，马官保就步行十几里走到了西顶。眼前的境况比照片上更让马官保心疼：墙斜屋漏的教室，扑嗒、扑嗒滴落着房顶渗透下来的雪水，水点、泥点不断砸在老师的讲台上、头顶上，砸在学生们的课桌上、脸上。即使这样，老师仍一丝不苟地在讲课，学生们仍一动不动地在听课。马官保见此，心头一热，差点掉下泪来。回去时西顶的老乡要用拖拉机送马官保，他们不忍心让女县长在泥里雪里再走十几里路，他们还宰了一只羊让女县长带上，马官保都一一谢绝了。回县当天，她立即找县长汇报，立即批给西顶小学修建费7万元。几个月后，当人们纷纷投工献料、在欢呼声中把马官保的爱与责任一同砌就成了一座崭新的西顶小学校时，天祝政府和女县长投进去的仅仅是7万元钱么？1998年8月我到达天祝时，周发科告诉我说，全县小学校舍危房面积已由1993年的8.44%降到1997年的0.97%；马官保上任时，全县2000多名教师只有85套住房，条件最好的县一中，90多名教师也只有12套住房。许多老师租老百姓的房或用碎砖烂瓦垒间小房，住得破破烂烂。“就这样的生活条件，怎么要求老师们提高教育质量？”马官保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对不住辛辛苦苦教书育人的老师们。“不能安居哪来乐业啊！”马官保想。于是，她想方设法，四处筹资，县财政、银行、房改资金……马官保当年筹资40万元，先为城关小学和县一中老师解决住房困难。周发科说，现在全县老师的住房基本都得到了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