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如果足球场上规定，“往自己家球门里踢球是得分的”，那球员都会往自己家里球门踢球的。因此，坏的是规矩，不是队员。如果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长、局长、处长、科长，全是大大小小的韦小宝，这个国家怎么能好？好不了。
你说他坏吧，他还有好的一面，也做了点好事；你说他好，他又不好。《鹿鼎记》的时代背景是“康乾盛世”，《鹿鼎记》这部书的时代背景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学术界不是说《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是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吗？《鹿鼎记》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回光返照，尽管出了康熙这么英明的皇上，后边几个皇上也不错，一直到乾隆都很有才能，都很勤奋，都是天才的皇帝，给国家做了不少好事，但是个人再英雄也没用。
康熙也算一个“侠”了，可是没有用，因为国家的体制出了问题。国家好人不能得到提拔，得到提拔的都是韦小宝这样不学无术、溜须拍马、贪污腐败而且贪污得非常巧妙的人。
曾经有一次给官员们作报告，讲到韦小宝，我说大家都应该现实一点，指望中国能出多少个焦裕禄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大家都能当韦小宝就不错了，如果大家都能达到韦小宝的境界，那么中国的吏治会改善很多。
有人问为什么？我说你看韦小宝贪污二百万两银子会拿出一百万两来往下分，从厅长、局长到平民百姓人人有份，还拿出一部分给地方上办点实事，修路、建桥、赈济灾民。最后你拿走几十万两，老百姓也不会介意。中国老百姓，是最善良、最宽容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历朝历代都没有喊过“反腐败”这个口号，为什么现在喊？因为腐败得太厉害了，而且腐败了之后不干事！中国老百姓跟官员的关系是，你可以腐败，但是你要给我做点事。如果腐败了还不做事，这叫不诚信。
党中央为什么要号召诚信？因为现在社会不诚信。拿了人家的钱还不干事。据我所知，有一部分贪官被治罪，被揪出来，是因为拿了钱没给人家做事，所以被人家给揪出来，被人家举报了。如果拿了钱做了事就不会被举报了。
所以，我说能做到韦小宝这个境界就不错了，老百姓就没有那么大意见了。《鹿鼎记》里边还有比韦小宝坏得多的官。所以，金庸所写的“侠”，不论是佛家的、道家的，还是伪侠、反侠，他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在弘扬一种什么样的“侠义”精神。
这个“侠义”精神是有层次的，最好的是为国为民，能够牺牲，能够赴汤蹈火的，但是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你做不到不要紧，可以退而求其次，就是为国为民，做轰轰烈烈的事业，尽量做大的事业。然后，也保持个人自由，保持个人尊严，做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这是可以做到的，起码是可以追求的。再退而求其次，你也不做坏事，但是可以不管政治，不问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保持自己“独善其身”。最后的底线是韦小宝，这个底线不能突破，如果你连韦小宝也不如了，那就是坏人了。
所以金庸的“侠义”精神是清清楚楚的，他讲的并不是虚幻缥缈的江湖事件，而是现实生活，只不过采用了武侠小说这种接近寓言的形式。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金庸？人们并不是要回到古代社会去，是因为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同事，看到了我们的亲戚朋友。
中华民族从低谷——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到今天的崛起——奥运会得了51枚金牌，是因为其间有无数的“侠”流血过、牺牲过、吃苦过、吃亏过。张思德是“侠”、白求恩是“侠”，雷锋也是“侠”，抗震救灾中出现那些英雄都是“侠”。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在生活中也都有“侠”的一面。你肯定做过好事，肯定也受到过冤屈。侠义的精神必须提倡，他是中国人本来就有的而且正在走向恢复的一种正气。正气多了，侠义精神就丰沛起来了，然后就能达到鲁迅先生说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也就是说，鲁迅非常重视个体的精神自由，当每个人都站立起来了，一盘散沙的一个国家，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强国了。
所以，当下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不是马马虎虎、和和气气、谁也不惹谁的和谐社会；也不是见了坏人坏事，谁也不去干涉、不做好人好事的社会，而是一个积极有为的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