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希尔召集了一些当地的男人向我们讲述他们的生活。村里的女人们躲在后面，离我们有一段恰当的距离，好奇地偷听我们的谈话。大多数男人戴着醒目的红色穆斯林头巾，留着翘八字胡，这些都是拉贾斯坦邦农民标志性的打扮。在尼克希尔的要求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通报自己的职业。这是一份标志农业失败的登记表。第一个是个挖井人，他常常从一个村庄跑到另一个村庄为人们打井。另一个是信诚工业集团的保安人员，信诚工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总部在德里。第三个是个织布工人，他刚在城里失业。第四个几年以来一直试图去参军，但总未成功。接下来的两个在邻邦古吉拉特的艾哈迈达巴德市一家宾馆做仆人。其余人也大体一样，几乎没有人留在村庄里，因为农业无法维持生计。他们离开后，女人和孩子就留在家里饲养牲畜，耕种田地。但是这些男人中很少有人能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既没有稳定的就业合同，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因此城市里的工作不足以说服他们卖掉自己的土地，移居到城市中。索罕加尔的男人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生活在成百上千的乡村中的人们，仍然坚守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保险。
我问尼克希尔，他是否相信索罕加尔或者其他类似的乡村能为村民提供经济出路。和阿茹娜一样，尼克希尔是印度大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激进分子之一。甘地主义者也许是非暴力主义者，但有些却非常顽固。“这似乎有些可笑，”尼克希尔说，“但是当我还是个少年，住在德里父母的家里，享受着拥有一切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奢侈生活时，我就想住在一个农村里，做一些我现在所做的事。我并不觉得搬到农村住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当我回到父母家住时，我会发现很难适应。我不需要空调和电或者其他丰裕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东西。”“但如果农民搬到城市里，他们就会牺牲他们的文化吗？”我问道。对于这个问题尼克希尔想了一段时间才回答。“这样说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他说，“但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冒险失去这些（他指向村庄）。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耕作和做家庭手工业使村庄变得更好。如果人们离开村庄，他们就会失去与自己长期生活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根基以及从那样的生存环境中得到的力量。”
我越与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交谈，就越感觉到尽管他们的确非常关注农民的福利，并且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给农民以勇气，鼓励大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可以变得更加伟大一些。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见解，认为虽然在基层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社会改革，但大部分人还是需要依赖土地。也许“抵制英国运动”最能概括他们的观点：他们希望印度能越过这个普遍的趋势，即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进行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我们是甘地主义者，在其他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尼克希尔说，“但我们不希望别人给我们贴上任何标签。”但是，很难想象村民会主动放弃电力和像样的消费生活方式提供的其他舒适条件。同样，很难设想一种农村经济模式能为7亿印度农民提供物质保障以及一种社会文明的风气，而这正是阿茹娜和尼克希尔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印度人将会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能找到更多的工作，那么迁移的人会更多。
印度的文明同样存在于城市中。100年前，法国也是一个农村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但法国的文明仍在延续。然而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现在的世界是由那些想要剥削印度人、攫取其资源、得到利润后就离开的跨国公司组成的。在本质上，当今世界上的企业是18世纪利用皇家特许权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现代版，这是一个通过欺骗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获取利润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因此在阿茹娜和尼克希尔看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今天许多印度人无论是从索罕加尔还是从其他乡村迁移到城市，他们都不是自愿的，而是被新科学技术和利润动机连根拔起的。这种资本主义新的全球形式，通过使用大机器替代人们的技能和传统劳动，迫使人们移居到城市。一旦城市化，这些人就会变成全球化大机器上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小齿轮。简而言之，他们认为印度能够而且应该抵抗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