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完毕，麦格理又开始考虑降低殖民地对进口食品的依赖。“麦格理镇”因而崛起，这些是沿着霍克斯布里河两岸丰饶的土地一直到蓝山之间建立起来的小城镇，肥沃的农田很适合种植谷物和牧羊。在诸如温莎等城镇，麦格理奖给服刑期满的人30英亩土地，以实践他的救赎理念。理查德·菲兹杰拉德曾是伦敦街头的一个顽童，15岁就因犯罪被流放，但很快就因为“表现突出和行为端正”脱颖而出。麦格理将菲兹杰拉德提升为温莎地区的农业和储备总管。仅仅几年，菲兹杰拉德就从一名罪犯变成了社会栋梁，他不仅是城镇这头的麦格理军队客栈的业主，又在城镇另一头建立了一座高耸的当地教堂—圣马修教堂。
随着越来越多的囚徒服刑期满或者争取到了减刑，殖民地的特征开始改变了。由于14个人中只有一个选择在服刑期满后回英国，因此，到1828年，新南威尔士的自由人已经超过了囚犯—而且早期过来的一些囚犯很快就成了新贵。塞缪尔·特里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曼彻斯特劳工，因偷窃了400双长袜被判处流放7年。1807年，他刑满释放，在悉尼靠开客栈和放贷起家。到了1820年，由于两种业务都很兴旺，他已经拥有了19 000英亩土地，相当于其他所有被释放的囚徒所拥有的土地总和的1/10，他被称为“博特尼湾的罗斯柴尔德”。再看玛丽·雷贝，她的头像被印在了20澳元的钱币上，也算是获得了不朽声名。她在13岁时因偷马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来她嫁了一个好人，而且贸易、船只和房地产生意都做得不错。到1820年，她的资产价值已达2万英镑。
麦格理的总督任期结束时，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在伦敦，他被斥为挥霍无度，而澳大利亚的一些人则认为他过于仁慈。可不管怎么说，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我到新南威尔士来时，这里只是一个监狱，而我离开时，这里已是真正的殖民地；我来时，这里到处是无所事事的囚犯、乞丐和吃薪俸的军官，我离开时，这里是一个自由而繁荣之地，有着成群的牛羊和辛勤劳动的服刑人。”
那么，对罪犯就没有惩罚了吗？麦格理政策的成功意味着新南威尔士很快就成为一个繁荣的殖民地。这也意味着，流放到那里不再是一种对罪犯的威慑，而是通往新生活的自由之路，因为人人都怀着对服刑期满后得到一块金手绢（也就是土地奖励）的憧憬。英国一家监狱的5位爱尔兰女囚犯强烈反对让她们在当地监狱服刑的减刑判决，而宁愿被流放，这让监狱长大为震惊。
虽然如此，但不是每个囚犯都能以麦格理计划的方式得到救赎。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顽固不化的再次犯罪者。答案就是，从一开始就要建立监狱中的监狱。在统治初期，麦格理就下令放弃地狱般的诺福克岛，但是再犯者将继续被运往范迪门岛，也就是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岛，以及昆士兰的莫来顿湾。在塔斯马尼亚岛的亚瑟港，营地司令官查尔斯·奥哈拉·布斯实际上被授权“按人类忍受限度的极致施以法律的惩罚”。在莫来顿湾，帕特里克·洛根常常要收治那些被施以“鞭刑”的囚犯。在诺福克岛重新变成监狱后，约翰·贾尔斯·普利斯开始实行更加残忍和野蛮的虐待。他常常在将人鞭打后再绑在旧的铁床架子上，好让他们的伤口感染发炎。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很少有人像1857年威廉斯敦采石场的那些囚徒那样，成批地被拳头、锤子和铁棍摧残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