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我想阐释的是，致使西方与东方地位截然相反的因素——全球霸权的主要原因——在于6种可确认的结合了体制及相关理念和行为的全新结合体。基于简明阐释的考虑，我在以下6个标题中予以概括：
1. 竞争
2. 科学
3. 财产权
4. 医学
5. 消费社会
6. 工作伦理
以当今计算机化语言来讲，在欧亚大陆的西方，少部分人口之所以能在50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中统治全球，是因为有6种杀手级应用程序在运转。
现在，在你愤怒提笔写信驳斥我，认为我忽略了西方主导全球原因的某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资本主义或民主（或就此而论，枪炮、微生物和钢铁）——之前，请阅读以下给出的简明扼要的定义：
1. 竞争——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分散，既给主权国家又给资本主义制度搭建了发射台。
2. 科学——研究、理解并最终改造自然世界的方法（此外还有其他原因），使西方具备了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大军事优势。
3. 财产权——以法治作为保护私人业主，并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的方式，为最为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提供了基础。
4. 医学——有了科学的这种分支，使西方社会（之后又使其殖民地）在医疗卫生和人口预期寿命方面有了重大提升。
5. 消费社会——在这种物质生活模式中，生产、购买服装和其他消费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种模式，工业革命将无法持续开展。
6. 工作伦理——从基督新教（还有其他来源）发展而来的活动模式和道德框架，为程序1至程序5所创建的存在潜在不稳的动态社会提供了黏合剂。
请别误解，这不是又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西方胜利论”。我想阐释的是，西方之所以征服、殖民如此广阔的世界其他地区，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具有的优势，西方劲敌偶然的劣势也是一大原因。比如，17世纪40年代，中国明朝治下，财政和货币发生危机，气候变化，传染病大肆传播，民不聊生，农民揭竿而起，明朝到了最危急的关头。这一切与西方无关。同样，奥斯曼帝国政治和军力上的式微更多是因为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在南美情形逐渐恶化之际，北美的政治体制却在蓬勃发展；但是，西蒙·玻利瓦尔没能在拉丁美洲创建美利坚合众国却不是那些外国佬（gringo）的错误。
关键问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是体制性的。西方赶超了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不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西欧都存在更强的竞争力。澳大利亚、普鲁士甚至还有俄国，政府管理和军事效率日益上升，因为催生科学革命的网络是在基督教世界中出现的，而不是在伊斯兰世界中。北美洲以前的殖民地比南美洲的殖民地干得好多了，其原因在于，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一整套与南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的截然不同的财产权和政治代议体系。（北方实施的是“开放的秩序”，而不是以满足追逐租金的极少数精英利益的封闭式秩序。）欧洲帝国之所以能渗透非洲，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马克沁机枪，还因为他们研制出非洲人也难以抵抗的热带疾病的疫苗。
同样，西方更早进行的工业化反映了其体制上的优势：早在蒸汽动力或工厂体系到来并传播之前，不列颠群岛就有发展为大众消费社会的可能性。即便当工业技术几乎可为全球国家所采用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事实上，其差距还进一步拉大了。欧洲人或北美人配备了全标准化的棉纺和织布机，因而也就能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工作，他们的资本家雇主也能更迅速地积累财富，这是其东方对手所无法企及的。对公共卫生和公众教育的投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缺乏此类投资的地方，人们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本书的主旨便是探讨这些差异：为什么存在，又为什么如此重要？
截至目前，我或多或少都是在随意地使用“西方”和“东方”这样的词。问题是，我所说的“西方文明”究竟指什么，或到底在哪里呢？战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白种新教徒男性，在某种意义上本能地将西方（也称为“自由世界”）的范围限制于相对狭窄的走廊——（毫无疑问）起始于伦敦，经来克星敦、马萨诸塞，又（可能）从斯特拉斯堡到旧金山。1945年，从战场上开始，西方的第一语言便是英语，其次是结结巴巴咳出来的法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融合成功完成后，西方俱乐部的规模日益扩大。低地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和西班牙都属于西方，而由于我们持续地享受着古希腊哲学带给我们的恩泽，再加上近期希腊从欧盟欠下的更多的债务，希腊当然也属于西方的一员，尽管希腊后来才皈依东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