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派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在北京为“富士康诉比亚迪恶意侵犯其商业秘密案”进行司法鉴定。在听证会上，富士康指控比亚迪2006年手机制造的营收超过51.35亿元，较2005年的19.06亿元增长了169.3%，较2004年的9.39亿元更是增长了4倍多，这种爆发式增长极不正常，与公司的商业秘密大量流失、大量员工跳槽，在时间上是相互吻合的。
富士康方面指称，从2003年开始，自己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的多个部门的400多名员工，陆续跳槽到比亚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往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亚迪甚至为此成立了挖角办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听证会举行一个月后，第一批证物鉴定报告出炉：移动硬盘中有116份富士康文件，其中68份是非公知信息。据悉，第一批鉴定报告有33卷7000多页，重50多公斤。但比亚迪方面坚持认为，鉴定报告及相关附录的大部分系富士康单方面呈交的，公司对此毫不知情。
本来比亚迪原计划于2007年7月底将手机业务在香港分拆上市，但富士康却在6月中旬向香港法院提起诉讼。2007年9月27日，在上市第一次申请过期后，比亚迪继续提出了上市申请，富士康却再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新诉讼。由于受富士康的阻挠，比亚迪手机业务的上市最终被推迟了半年。对于富士康的一纸诉状，王传福似乎有些不屑一顾，甚至都没有直接过问，而由专门的知识产权部门负责。在王传福看来，这只是竞争企业惯用的玩法，就是富士康针对比亚迪手机上市搞的把戏，用王传富的话来说：“富士康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来捣捣乱”。
2008年3月14日，富士康的诉讼似乎迎来转机，当地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后发现，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富士康撤销对比亚迪在内地的民事诉讼，转为刑事诉讼。3月20日，比亚迪前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夏佐全被拘留。3月24日、31日，两个涉案的富士康员工先后被判处1年零4个月和4年有期徒刑。
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2008年12月2日晚间，这个被称为“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第一案”突发戏剧性的一幕--比亚迪当晚发布公告称：公安部门已撤销了此前对比亚迪的所有刑事调查，同时指出富士康涉嫌贿赂比亚迪前员工伪造证据。如此一来，案件似乎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比亚迪不但摆脱此前的相关控诉，反而还使富士康染上贿赂嫌疑。与此同时，比亚迪的一名员工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贿赂，为其非法窃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机关逮捕。这一次，比亚迪又在商业诉讼中获得了主动权，而富士康则越来越被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堂堂台湾首富郭台铭会输给一个在当时来说名不见经传的王传福？其实答案显而易见。从郭台铭炮轰比亚迪挖走富士康员工开始，他本人心里就应该明白，他提倡的“四流的人才、三流的管理、二流的设备，一流的客户”这一理念与王传福相比，显得本末倒置了。郭台铭的用人观念，使得富士康的所有员工都处于“可流动”的状态，远远达不到“死忠”。因此富士康的人才才可能被挖走，这完全是郭台铭的用人之道有问题。
王传福另外一个超越郭台铭的地方是，郭台铭只会造，老老实实地守着代工这一摊儿，利润从厚做到薄，甚至临近亏本也固守阵地。王传福不同，他敢于蔑视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认为发展来自创新，这种思维解放了比亚迪的思想，并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王传福拿下一块阵地之后，马上又分兵进入新的阵地。虽然郭台铭的鸿海是全球代工老大，但在客户面前，他仍是乞丐，仍要仰人鼻息。为了稳住国际级大客户，郭台铭甚至发誓决不做自主品牌，一辈子为客户打工，以消除客户对鸿海变成潜在竞争对手的隐忧。与郭台铭全心全意伺候客户不同，王传福选择了蜕变--进军汽车业，这是一个郭台铭想过多次，但始终未敢进入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