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鸣是这两年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并不多。2010年的中篇小说《不二》让人们记住了余一鸣这个名字，2011年他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入流》和《放下》，也许有的人以为余一鸣是一位新手，其实他的写作资历相当深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余一鸣就开始发表小说，后来他不写了，但他经历了更多的生活领域，见识了更多的社会现象，也对现实有了更新的感悟。这成了他再次写作的宝贵资源。余一鸣这几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在乡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上出现的新人。《不二》是写一群建筑工程队包工头的故事，他们属于来自乡村的“城里人”。《入流》是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而《放下》则是写在利益驱动下生产的无限扩张将给农村自然生态带来可怕的灾难。余一鸣的这几篇小说都着力于“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社会拼命发展物质的时候，也养肥了人的欲望，这个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靠“恶”来支撑的欲望世界。余一鸣以非常真实也令人们非常陌生的细节，揭示了“恶”在当下是如何变得冠冕堂皇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将真相揭示给人们看，因为他发现，那些被恶所左右着的，以及在恶行中获取利益的人物，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恶”，他们的内心仍然有伦理道德的纠结。作者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在为这些人物担忧，担忧他们的人性被“恶”完全吞噬。于是他暗自为陷入“恶”的泥淖中的人物设想救赎的途径。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余一鸣这几篇小说都是用佛教用语作为标题。“不二”是佛教中的不二法门，指修行得道的最高境界，入得此门，也就是入得了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入流”如今成了一个日常的俗语，把合乎潮流的行为通称为“入流”，但在佛教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用语。吕纯阳祖师是这样解释“入流”的：“如明镜之显像为之‘入’，其像不留镜中为之‘流’。则菩萨无住之心境，似明镜之不留一切像，故曰‘入流’。”“放下”在佛教中同样是一个充满禅意的用语，佛陀让婆罗门放下，婆罗门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但佛陀还在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问道，我已经两手空空，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地放下执著。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著、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著，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在小说《放下》中，谢无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左右逢源，但他最终也面临一个能不能放下的问题，他是不是放下了，我们在阅读中也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陈继明的《北京和尚》首先是“好看”，他写了一个“和尚与妓女”的故事，因为身份的特殊，当和尚与妓女相遇时，总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爱在这方面做文章。但陈继明的《北京和尚》揭出了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而现实的种种问题都与欲望无所遏制大有关系，甚至连寺庙这一佛教圣地也难以幸免。陈继明也写到了寺庙里受世俗尘埃污染的状况，虽然感到作者对寺庙中人的描写有些苛刻，但他没有半点亵渎的意思，相反作者期待从寺庙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力量。他把这种期待搁置在北京和尚可乘的身上。余一鸣的《放下》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指涉到宗教的精神信仰，而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则是直接进入寺庙的生活。这两篇小说倒是可以对照来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缺少宗教情怀的熏陶，而到了当下，在物质主义的冲击下，那种宗教般的神圣感和敬畏感更是荡然无存。或许我们都应该面朝缭绕的香火叩问一下内心。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也可以说仍是以“恶”为主要情节的。刘万福是一个杀人犯，他拎着一把大刀，一口气砍下了两个人的脑袋。但当我读完这篇小说时，感觉到“恶”这个东西竟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刘万福杀人，判了死刑，但村里的人都为他鸣冤叫屈。中国有句古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借用这个句式，我以为邵丽的这篇小说揭示了一个现实真相：“善兮恶所伏，恶兮善所倚。”作家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也会让人忍不住要循着这一复杂现实的迹象去追问背后的原因。还得要说说邵丽的这篇小说来之不易，她是亲临现场而获得小说的素材的。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亲临现场。作为一名专业作家，邵丽申请了去一个县挂职体验生活，她于是成为了一个县的挂职副县长。在挂职过程中她有了很大的收获。除了《刘万福案件》之外，她在2011年发表的另外三篇小说《挂职笔记》《老革命周春江》《村北的王廷柱》都与她的挂职有关。邵丽以这样一种特殊身份进入到生活现场，她既在现场之中，又能以第三者的眼睛来观察现场中发生的一切。有的作家在现场中或许就满足于找到一些新鲜的故事，但邵丽并没有止步于故事面前，她带着作家的思维去处理这些故事，就会对那些人们看似很熟悉了的人物有了新的发现。《刘万福案件》写了当下的农民，写了当下的官员，写了农民与官员的关系。但我们很难用一些现成的概念来指认邵丽所呈现出来的形象。
当我们仍在喋喋不休地为“80后”争来吵去的时候，“90后”却不动声色地登场亮相了。海潮就是一位“90后”的作家，《伙夫玛曲》是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但丝毫没有青涩和稚嫩的感觉，甚至小说中传达出的沧桑感，让我很难相信它是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更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作者完全摆脱了“80后”的自恋式的青春写作——这种青春写作没有一点重量，已经腻味得让我们倒了牙。
我不得不承认，迟子建是一位写作中篇小说的高手，每一年在编选中篇小说的年选时，总也绕不开迟子建的作品。有时我想该让迟子建歇一年了，但她的小说是那样地抓住我的心，让我难以割舍——如果一定要割舍，不仅是对迟子建不公平，而且最重要的是对这一年的中篇小说评价不公平。迟子建写中篇小说也许有她的秘方。她的秘方或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故事性，在平凡人物中发现高尚的品格。我们从《黄鸡白酒》中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特点。小说通过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春婆婆，带我们一路与哈尔滨的许多小人物相遇。而这一路上，我们能感觉到迟子建始终陪伴在身旁，她以一种温暖的情怀去体贴她笔下的人物。正是作者这种带着情感色彩的叙述，才如此充沛地感动了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