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既好看，又有文学意蕴
贺绍俊
什么才是中篇小说的佳作？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包括两点：它既应该是好看的小说，也应该是有文学意蕴的小说。找好看的小说不难，找有文学意蕴的小说也不难，但要找二者兼于一身的小说就有点难了。收入这本集子里的中篇小说虽然不能说都做到了二者完美的结合，但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在两方面都有所追求。一个作家在写中篇小说时，能够做到既追求好看，也追求文学意蕴，就已经站在佳作的起点上了。中篇小说写作的难度也就在这里，因为作者在追求好看的时候难免伤及文学意蕴，在追求文学意蕴时又难免伤及好看。中篇小说作家实在是面临一个“鱼与熊掌”的难题呀！但中篇小说的佳作必须是“鱼”与“熊掌”的复合体。
2011年是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整年，一个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与此相关的献礼文艺作品出了不少。中篇小说写作并不存在献礼一说，但作家们因此而有了更多机会对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一些作家也愿意以小说写作的方式去面对历史，去叩问历史。方方的《民的1911》（《上海文学》第7期）可以说是这类写作中的佳构。方方所生活的城市武汉，是一座见证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城市，她因此也就对辛亥革命有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她曾经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决定要为这段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她的长篇小说也就在2011年这一年发表了，小说名字就叫《武昌城》。中篇小说也许只是她写长篇时的额外收获。但正因为有长篇做基础，这个中篇小说就显得格外的结实。方方的《武昌城》是写1926年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的，她在书后还附有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这份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方方说她决意要写这部小说跟她见到了这份名单有关。或许方方意识到，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曾经活泼的生命，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厮杀，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但也在一瞬间消逝。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说起武昌战役，说起北伐战争，甚至说起中国革命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还有谁会想到，这一切的后面湮没了多少人的故事？于是方方要用文学的想象激活这些陌生的名字，力图通过历史潮流中的普通民众去理解历史。所以方方在中篇小说《民的1911》中设置了一个叫“民”的孩子，他是武昌城里一个剃头匠的孩子，跟随着民的脚步和眼睛，我们看到了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起义，也仿佛踏在了炮火摧毁下的瓦砾。炮声中，各色人物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但他们的应对方式都不是按照书本上宣讲的历史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方对历史和生命有着自己的见识。
革命历史一直是当代小说表现的重要题材，读者一度对这类题材的小说生出厌倦情绪，因为它们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但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年来，作家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有了明显的突破。《民的1911》属于这类作品，朱日亮的《恐惧》也属于这类作品。但朱日亮选择了一个与方方不同的角度作为突破口，如果说，方方是侧重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那么，朱日亮就是侧重于深入人的内心。在革命的大潮中，人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命运。朱日亮感兴趣的并不是在革命大潮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内心情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并没有经历那场革命，这反而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想象自由。他不过是从人的情感共性出发去想象，人的情感有着绵柔的部分，比方说爱情。绵柔的情感又是脆弱的，作者难以想象，一个人绵柔而又脆弱的情感在遭遇到革命这一坚硬石头的击打时会变异成什么模样，他一想到击打后变异的模样，或许就有一种恐惧感。我以为，这是作者将小说取名为“恐惧”的真正原因。
在2011年的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既与作家的身份变化有关系，也与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有关系。作家的身份变化，是指新涌现的作家大多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境遇更感兴趣。而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则是指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中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相对过去来说开始起到监督社会和权力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也逐渐强化起来。作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非常乐意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这样一种社会情绪。许春樵在《知识分子》中提出一个知识贬值的社会问题，乡下考进城的古典文学硕士郑凡承载着父母和一个村庄的希望，但没想到他毕业后却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他的城市梦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不愿让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郑凡堕落下去，他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最初的道义和最后的良知。作者在他的一篇创作谈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判断：“知识分子虽已悄悄地沦为社会弱势群体，但他们在精神上依然在抵抗着巨人的改编和收买。”也许他要为知识分子说话的心情是那样的迫切，所以他也不在乎小说的标题是否有小说味道，干脆就取名为“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