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在乡野间的百年书缘(4)

  

爷爷领着烧书

烧书的日子降临了。

这是公元1966年的年底,中国山东泗水县县城的一个小小的院子里。82岁的爷爷汤庆元把大门闩严,便领着23岁的孙子汤克孝开始焚烧家藏的书籍。“烧了干净,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政治包袱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爷爷冷静地说。得赶紧烧,烧晚了他怕就烧着了自己的儿孙。

用书烧锅做饭,用书烧鏊子摊煎饼。不做饭了也不能停止烧,那就添上一锅水,用书烧没人喝的开水。烧一锅开水,倒掉,再烧,还是用书。烧得太多了,有纸灰飞起。飞起的纸灰也会让爷爷心惊,赶紧让孙子拿起扫帚将纸灰拍住。一天,两天,整整烧了八天。

父亲的外文书,烧吧。木版的《石头记》、《汉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烧吧。外国名著,烧吧。几代人积攒的书画,烧吧。曾经藏在家中牛栏墙中的《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元白诗选》等一批书,也拿出来烧吧。孙子汤克孝抱着那部十七卷本的《胡适文存》,怎么也不舍得烧。那也是精通英文的父亲喜爱的书,本来藏在一口合头瓮中的地瓜干子底下的。面对儿子和孙子恳求的目光,爷爷将手中的拄棍顿得“咚咚”响、不留一丝余地地命令着:“烧,烧了干净!”那就留下四卷本的《汤显祖集》吧,他可是本家哪。不,不行,越是本家越得快烧。

这八天是汤家一百年来最痛苦的日子。母亲因为烧书和红卫兵的剿书而得心脏病,受到一次次惊吓最终停止了呼吸,父亲也因为痛失爱书心悲如焚而重病染身。

但是最为痛苦的,当是爷爷了。这是真正的、巨大而又带点绝望的痛苦。这是自杀式的惨痛。只有爷爷那颗苍老的心才能称量这痛苦的分量。

年初,他还腰不弯,背不驼,能够背起满满一粪箕子土利索地行走。望着血红的火舌把一页页、一本本的书(有些是他的爷爷传下来的)舔成灰烬,只几天,爷爷就一下子衰老了。这架在日寇、国民党重压下都挺得笔直的腰,终于深深地驼下去了。腰弯得厉害,咳得厉害,只有靠拐杖支撑着才能站住一会儿,而且很快就病倒了。

1958年秋天,爷爷汤庆元因为提了两只鸡去看望一个可怜的右派而被补划为右派,工资从每月86元降为26元。被划为右派的当天,真有死的味,他在泗河滩上,整整转了一夜。

但是今天,这个坎儿他是过不去了。病倒了的夜里,他把孙子汤克孝叫到床前,让他把床头木箱子最下边的那层纸板掀开。纸板下,整整齐齐放着的,竟是家人谁也不知的老人的文稿——《读史札记》《教书断想》《泗水县教育史话》。不知在他的《读史札记》里,可否有关于秦始皇焚书和希特勒焚书的论述?这个年轻时就抱定教育救国的爱国者,还是用那句话吩咐孙子:“烧吧,烧了干净。”孙子岂能忍心?他原想用报纸代替,谁知在堂屋东间躺着的爷爷正歪着头,监督着。血红的火舌又起了,多年的心血立刻化为灰烬。第二天,这位爱书买书教书了一辈子的读书人,终于在烧干净了家藏书籍之后,去世了。

也许没谁会注意到当年发生在鲁西南偏远山区的这点焚书之火,因为在“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个年代,这只是中华大地上燎原大火中的一个小小的火星。

后  记

就是从汤庆元老先生的错划右派被改正的1978年算起,也是三十二个年头又过去了。汤家的读书人更多了,汤家的藏书也更富更丰了。不要说当年被烧被剿的“老朋友”,早已被他们以新版本的形式“请”回了家。有些精品书籍,他们甚至可以一次买上两套,一套摆架上,一套锁橱中。这个默然于山区里的教师之家的百年书缘,立刻就簇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那个叫汤克孝的老师该已六十八九了吧?费了周折,打去电话,还是那个儒雅的声音,还是离不开的关于书的话题。他说他六月初又重新读了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死地》和《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还是读得心里热乎乎的。就是他所在的这个泗水县,有着作为泗水与大运河源头的泉水之林,正是这些不朽不涸的泉水,让孔子发出着“逝者如斯”的浩叹。隐藏于乡野间的汤克孝们的心灵,不就是这样的泉水吗?有这样的泉水在,就会有青草、树木和一季一季的庄稼,任何专制的大火,也无法让世间变成野蛮的沙漠。

修改于2010年6月末

(《泗水文学艺术》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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