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领着烧书
烧书的日子降临了。
这是公元1966年的年底，中国山东泗水县县城的一个小小的院子里。82岁的爷爷汤庆元把大门闩严，便领着23岁的孙子汤克孝开始焚烧家藏的书籍。“烧了干净，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政治包袱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爷爷冷静地说。得赶紧烧，烧晚了他怕就烧着了自己的儿孙。
用书烧锅做饭，用书烧鏊子摊煎饼。不做饭了也不能停止烧，那就添上一锅水，用书烧没人喝的开水。烧一锅开水，倒掉，再烧，还是用书。烧得太多了，有纸灰飞起。飞起的纸灰也会让爷爷心惊，赶紧让孙子拿起扫帚将纸灰拍住。一天，两天，整整烧了八天。
父亲的外文书，烧吧。木版的《石头记》、《汉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烧吧。外国名著，烧吧。几代人积攒的书画，烧吧。曾经藏在家中牛栏墙中的《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元白诗选》等一批书，也拿出来烧吧。孙子汤克孝抱着那部十七卷本的《胡适文存》，怎么也不舍得烧。那也是精通英文的父亲喜爱的书，本来藏在一口合头瓮中的地瓜干子底下的。面对儿子和孙子恳求的目光，爷爷将手中的拄棍顿得“咚咚”响、不留一丝余地地命令着：“烧，烧了干净！”那就留下四卷本的《汤显祖集》吧，他可是本家哪。不，不行，越是本家越得快烧。
这八天是汤家一百年来最痛苦的日子。母亲因为烧书和红卫兵的剿书而得心脏病，受到一次次惊吓最终停止了呼吸，父亲也因为痛失爱书心悲如焚而重病染身。
但是最为痛苦的，当是爷爷了。这是真正的、巨大而又带点绝望的痛苦。这是自杀式的惨痛。只有爷爷那颗苍老的心才能称量这痛苦的分量。
年初，他还腰不弯，背不驼，能够背起满满一粪箕子土利索地行走。望着血红的火舌把一页页、一本本的书（有些是他的爷爷传下来的）舔成灰烬，只几天，爷爷就一下子衰老了。这架在日寇、国民党重压下都挺得笔直的腰，终于深深地驼下去了。腰弯得厉害，咳得厉害，只有靠拐杖支撑着才能站住一会儿，而且很快就病倒了。
1958年秋天，爷爷汤庆元因为提了两只鸡去看望一个可怜的右派而被补划为右派，工资从每月86元降为26元。被划为右派的当天，真有死的味，他在泗河滩上，整整转了一夜。
但是今天，这个坎儿他是过不去了。病倒了的夜里，他把孙子汤克孝叫到床前，让他把床头木箱子最下边的那层纸板掀开。纸板下，整整齐齐放着的，竟是家人谁也不知的老人的文稿——《读史札记》《教书断想》《泗水县教育史话》。不知在他的《读史札记》里，可否有关于秦始皇焚书和希特勒焚书的论述？这个年轻时就抱定教育救国的爱国者，还是用那句话吩咐孙子：“烧吧，烧了干净。”孙子岂能忍心？他原想用报纸代替，谁知在堂屋东间躺着的爷爷正歪着头，监督着。血红的火舌又起了，多年的心血立刻化为灰烬。第二天，这位爱书买书教书了一辈子的读书人，终于在烧干净了家藏书籍之后，去世了。
也许没谁会注意到当年发生在鲁西南偏远山区的这点焚书之火，因为在“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那个年代，这只是中华大地上燎原大火中的一个小小的火星。
后 记
就是从汤庆元老先生的错划右派被改正的1978年算起，也是三十二个年头又过去了。汤家的读书人更多了，汤家的藏书也更富更丰了。不要说当年被烧被剿的“老朋友”，早已被他们以新版本的形式“请”回了家。有些精品书籍，他们甚至可以一次买上两套，一套摆架上，一套锁橱中。这个默然于山区里的教师之家的百年书缘，立刻就簇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那个叫汤克孝的老师该已六十八九了吧？费了周折，打去电话，还是那个儒雅的声音，还是离不开的关于书的话题。他说他六月初又重新读了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死地》和《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还是读得心里热乎乎的。就是他所在的这个泗水县，有着作为泗水与大运河源头的泉水之林，正是这些不朽不涸的泉水，让孔子发出着“逝者如斯”的浩叹。隐藏于乡野间的汤克孝们的心灵，不就是这样的泉水吗？有这样的泉水在，就会有青草、树木和一季一季的庄稼，任何专制的大火，也无法让世间变成野蛮的沙漠。
修改于2010年6月末
（《泗水文学艺术》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