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考验作家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能力。这些短篇小说大概也可以证明，当代作家面对纷繁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成熟。范小青的《我们的会场》是一篇冷幽默式的作品，会场已经成为当代政治、文化的一种基本元素，对于无休无止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人们多半都见怪不怪。作者本人在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出入各种会场的，但她能够以作家冷峻的眼光去观察会场，发现常态下的荒诞性。刘庆邦的《月光下的芝麻地》写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写的是“文革”以前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下，一群年轻妇女表现积极性，争做无名英雄，在队里准备收割芝麻之前，抢先悄悄地把芝麻都收了的故事。过去的小说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套路也基本一样，主题也基本一样，无非是要表现人们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但刘庆邦却能在这样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我以为这取决于作家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过去热衷于讲这类故事，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思维中，它逐渐定型为一种争当劳模、先进和热爱集体的叙述模式。刘庆邦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作家，那个年代的生活经历是他一笔丰富的写作资源。但我敢断言，他当年的创作也曾受到那个年代特定文学思维的掣肘，这妨碍了他开掘这笔丰富的写作资源。但可贵的是，刘庆邦并没有在这笔写作资源上形成顽固的思维定式，相反他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重新整理以往的经验。他从这个故事中获得了一种劳动的幸福感，他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这种劳动又是与大自然连在一起，大自然的美与劳动的幸福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和谐乐章。
我还特意选入了一组劳马的小说。严格说来，劳马的小说应该归入微型小说。微型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区分主要在于篇幅的长短，但篇幅的长短会带来审美形态的不同，所以一般我们会把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看成是两种小说类型。但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是壁垒森严的，实际上相互之间有渗透，有交错。我看重劳马小说的特别意义。我更倾向于把劳马的小说称之为一种哲学小说。当然提到哲学小说，我们很容易地就想到法国作家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这位法国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的代表性人物大胆地采用小说文体来阐释他的哲学观点，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尽管这部小说被恩格斯称赞为“辩证法的杰作”，尽管黑格尔被其中的辩证谈吐所折服，但这样一种以小说的形象瓶子盛哲学的抽象浓汤的做法并没有流行开来。虽然哲学小说一直并没有形成阵势，但现代小说的发展趋势之一便是小说不断地向哲学靠近，例如卡夫卡、贡布罗维茨、布洛赫、穆齐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哲学意蕴非常突出，他们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接纳可被思考的一切，拓宽了小说的主题，使小说与哲学相接近。即使嘲讽过《恶心》的昆德拉也并不遮掩他对哲学的兴趣，他的小说处处闪烁着哲学的睿智。中国当代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向西方现代文学靠拢的高潮期，在这个高潮期，当代的作家也尝试着开启哲学的思路。这典型地体现在“寻根文学”上面。很可惜，到九十年代以后，在物质主义和欲望化潮流的冲击下，作家们疯狂地奔向形而下，刚刚开启的哲学思路就这么中止了。而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劳马的小说称之为哲学小说的。也就是说，它呼应着西方现代小说的发展趋势，从哲学的门径进入小说，重新点燃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哲学火炬，使八十年代在“寻根文学”中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重新焕发出光彩，让我们看到了小说摆脱形而下泥淖的希望。因此尽管劳马的小说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小说，但他的小说对于中国当下小说的现实意义却在于哲学，他的小说提醒我们，中国当下小说最缺失的是哲学。
还得为裘山山的《打平伙》做一点说明。这篇小说语言生动，情节曲折，看似很随意地讲述一个老牛啃嫩草的故事，却在不动声色之中善意地批评了老董。裘山山是一位始终对历史和长辈怀有敬意的作家，她十分珍惜岁月留下的精华，这构成了她的文学叙述的基本特点。《打平伙》当然算得上是一篇短篇佳作，但这篇作品很容易被人们忽略，因为它是发表在年终最后一期《西湖》上的。现在每年好几家出版社会组织出版多种年度的小说选，但出于市场发行的考虑，年度的小说选往往在一年还没有结束时就编好了，于是年底最后一期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基本上就成为了这些年度小说选无法关注到的盲点。我希望我参与编选的年度短篇小说选能够消除这个盲点，因而也就将上一年度最后一期的刊物纳入到选编的范围，相信读者们也会同意我的主张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主张下，《打平伙》这篇佳作进入到了我的视野中。只要贵州人民出版社继续将这个年度小说选做下去，我们就仍然以这样的方式消除我们的编选盲点，以保证每一篇佳作不会被遗漏。
贺绍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