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作品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总体来看，模式比较单一。如果想深入探讨的话，我推荐大家看北大洪子诚教授写的《当代文学史》。洪老师是非常客观的，他把“四人帮”这些人叫“文化激进派”，讲得比较客观。文化激进派呢，理想过高，对文艺作品的要求过高，就造成了大家小心谨慎，创作的模式就比较单一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简单图解政治观念，比如说某个作品中，一个书记一个队长，犯错误的总是这个队长，对的总是那个书记，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吧。
一个团长一个政委，团长老是犯错误的，政委总是正确的，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你看《亮剑》，犯错误的是李云龙，赵刚总比他高一点儿。你这么说也有道理，说政委应该站得高一点儿，可实际生活中不都是这样的呀。实际生活中肯定有司令员或者团长更高的，也有政委犯错误的。这样的作品一多呢，老百姓就反感了，老百姓提前就知道了，一看队长出来了准得犯什么错误，这样就失去悬念了。刚才我们看《原形毕露》，好就好在你事先猜不到结尾，它不是那么僵化的。
“文革”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反腐败作品。现在那些反腐败作品，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省委第一书记不在，到北京开会去了，党校学习呢。然后省长在家里胡作非为，最后省委书记从党校带着党中央的精神回来了，收拾了贪官，前景又是一片光明。其实这个模式还是受“文革”的影响。
有一些作品突破了这种模式，竟然受到批评。我举点例子，比如《海霞》，根据《海岛女民兵》改编的。《海岛女民兵》是非常好的小说，黎汝清写的，改编成电影，非常美，“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么织渔网”；第二段是“渔家姑娘在海边，练呀嘛练刀枪”。电影拍得好。还有一个电影叫《创业》，是讲大庆的，它就是因为模式不那么单一，有很丰富的人情味受到批评。《创业》的主人公叫周挺杉，就是王进喜的化身嘛。他照顾工人生活，买土豆。里面有坏人就批判他，说这个周挺杉，买了大量的土豆，“买土豆嘛，就是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影片中有很多这种带着生活气息的台词，结果这样的电影受批评。
后来还是毛主席亲自过问，毛主席批示，这些电影没有问题。毛主席说，我看了，“此片无大过，建议通过发行”，还责备了给它们打棍子的那些人。毛主席对这些电影的爱护，就像我今天爱护郭德纲一样。毛主席说，人家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啊，“罪名居然有十条之多”，就是说，太过分了。虽然有毛主席保驾，保护了那些影片，但它们毕竟受过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因为这种创作本来就是集体创作，不是一个人创作，容易挫伤大家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文革”期间民间文学盛行。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听故事，到处去讲故事。有很多手抄本在流传，手抄本有一部分是色情的，有一部分是那种反特的，讲什么《梅花党》呀、《墨绿色尸体》呀……很多跟我同龄的人小时候一定听过。特别是《梅花党》，越讲越恐怖：国民党撤离大陆，在大陆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干下了许多坏事，一直到最后才揭秘。原来梅花党的二把手就是刘少奇同志，一把手是王光美同志。很吓人！这一个系列包含着很多小系列，我小时候都会讲。我小时候到农村去讲《梅花党》，这帮农村孩子给我拿点儿吃的，进屋里坐在炕上就讲，特别是紧张的情节要到晚上讲，晚上把灯灭了开始讲。所以我在农村亲戚里面都特别有威信。我一开头，一句话就把他们镇住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的公安五号在人民公园被暗杀了……”他们一下子就懵了。那时候这种文学特别盛行，人民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