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看得最清楚。鲁迅先生的思想深度超过了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其核心就是树立人。跟鲁迅心灵相通的只有一个毛泽东。毛泽东用了那么多的精力教育我们怎么做人，这是全世界政治家中没有的。你看毛泽东的文章，反复讲怎么做人，讲得非常细致，教育、妇女、干部……各个领域他都讲到了，“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这样的事都由毛泽东来说。有一个朋友跟美国人辩论毛泽东好和坏，最后他拿了毛泽东的书给那美国人看。那美国人看后说：“啊，毛泽东太伟大了，他说的话跟我那个牧师每个礼拜说的一样嘛，原来毛泽东也是好人啊！”他讲的很多话，都是从一些日常生活，从细节上去告诉你怎么做人，而不是空洞地去讲理论。带着这样一个新人的整体概念，我们来看看新中国的文化空间。
新中国的文化空间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继承“五四”创造的新文化往前走的。我们从鸦片战争被人家打败，想了各种办法，追寻了各种原因，比如说经济落后、军事落后，追寻来追寻去都不对。我们空间这么大，地域这么辽阔，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史料后，就发现鸦片战争之后这仗打得一个比一个窝囊。按照科学、军事、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什么我们都不应该失败。全世界一共十亿人口，我们中国就占了四亿多，当时中国的GDP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还多。就这样一个国家，被人派了几千人就给打败了，要哪儿给哪儿，这找谁说理去啊？你说我们武器落后，怎么落后了？你说英国人有枪，看看他是什么破枪，一分钟只能打两发子弹，而且是在一百米之内。我们知道跑一百米需要几秒？他换子弹的功夫，我早把他砍倒啦！
这些原因都是胡扯，咱清朝军队也有枪，其实双方的武器差距没那么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占优势。如果说鸦片战争中我们的武器没有优势，那甲午海战总有优势吧？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是我们人活得小了。人家就敢几千人漂洋过海打你这么大一个国家，他的心理空间是多么的大，而你这四万万人都干吗呢，都躺在床上抽大烟呢。当林则徐义正词严地怒斥英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时，人家承认说：“林则徐大人，您说的都对，问题不是我们要卖鸦片啊，是你们那些官员非要我们来卖不可呀！如果中国人都像您这样，我们早就老老实实回去了。林大人您也知道，中国官员就您一个这样。”林则徐哑口无言，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人家说的是事实，你整个官僚机构都烂掉了，你就出三五个林则徐都没用。
有人说一个领袖再伟大，不要对他个人崇拜，只要这个社会上的新人不够，就不行。一直积攒到二十世纪初，产生了一批新人。你看看这些领袖首先都是有超人的素质，像孙中山包括蒋介石，每天都在刻苦地自我修养，克服世俗的欲念。
要讲反三俗，蒋介石是一个典范。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都可以看了。蒋介石是一个充满了世俗欲念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每天都在跟世俗欲念作斗争。他的日记里写着，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一个妓女，天天要到她那里去，然后晚上写日记的时候就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好：我一个大好青年应该跟着孙中山先生干革命，可是这么没出息，今天又想她了。这不行，明天就要跟她断绝关系，做一个革命好青年。完了你看下个礼拜一，他还是这么写的。蒋先生“反三俗”，用了好长时间，跟自己的欲念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终于摆脱了这个妓女，找到了宋美龄女士，上了一个台阶。
我们不评论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只说他的个人修养。他晚年确实是自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喝一杯牛奶，规范作息，生活简朴。这种风气是从晚清开始并延续下来的。毛泽东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沐大风淋暴雨去爬岳麓山，在狂风暴雨中呐喊。余华先生有个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他塑造的那个人物形象，一看就挺渺小。“在细雨中呼喊”，是很猥琐一形象，而毛泽东是在狂风暴雨中呼喊，多高大一形象。毛泽东这类人，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形象。尼采所呼唤的超人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