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点新一点旧，一点借来的，
再剩下一点点忧郁。
旧小说里有些陈词滥调，别样动人，那些作为次配角的中年艳妇们出场是这样的：“某氏，作姑娘时生得千伶百俐，且缠得一双好小脚。父母疼惜，不大管教，某人又懦弱，拘束她不得，成日家未免有些无所不为，有些不好说之处。看看年近四十，某氏渐渐灰了心……”我看着看着，哈哈大笑，曾经的“七十年代”，风流云动过的一批人，也泰半“年过四十了”。
的确有过“七十年代”吗？当然我不是说，那十年间没有新生儿出生。只是，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九七和一九九八年，《小说界》《芙蓉》《山花》《作家》陆续推出“七十年代作家”、“七十年代女作家专号”，像惊蛰的第一声雷，这是一切的开端。二〇〇〇年，卫慧的《上海宝贝》红极一时。然而那一年，还有一本书也在热销，《三重门》，作者是八十年代的韩寒。我记不得所有七十年代作家的名字了，七十年代还不曾占尽芳华、艳其最后一春，就已经踉踉跄跄败退了。
我也是七十年代生人。当局者合该迷迷糊糊，我只知道我二十四、五岁，第一次参加作协的活动，同座中我最小，多有中老年男作家过来与我谈心，大谈特谈他们获得全国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啥啥奖的心得——他们提到的年份，多半我还没出生。忽然我就老了，三十之后，偶尔饭局，人人叫我姐姐或者前辈。有帅哥被介绍给我，我正眼放绿光浮想联翩，帅哥却比我更激动，曰：“我是看你的书长大的。”我还不曾“无所不为”就已经“灰了心”，放浪形骸这一件事，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们没法不是夹缝。没有上过山下过乡，不懂得饥馑，因而不敢妄说苦难；可也没遇到过物质极大丰富，童年的第一双球鞋不是也不可能是阿迪达斯。六十年代的，冷冷地说：“我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八十年代的，呼哈着周杰伦的《双截棍》，却说“但我们喝的是可口可乐。”我们呢？显然无论城乡，最熟悉的饮品，是白水——是否因此，注定了平庸？七十年代，一切都是来不及或者已过期。
因此，我但愿“七十年代”这个名词不存在，我可以假装忘掉这些窘困。从来都不曾得天独厚，至少也别指着我鼻子，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晚娘养的。
而二十八到三十七岁的我们，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早慧的已经名成天下，大器晚成的也总得立志，还得兼顾成家立业生子养老……无可选择的，如每一个年龄层所必要经历的，这十年，我们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或者不到十年，我们就要自动让位。日子，一点新一点旧，一点借来的，再剩下一点点忧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