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e you Chinese?”
我点点头，他甩给我一摞有些古旧的书籍，问我要不要。
我的大脑在那一刻懵住了，只是从衣服里掏出了一小叠越南币，问道：“够不够？”
他定了定神，冲我笑了笑，接过了钱，迅速离开了。
不久，一个衣着体面的华人模样的中年人问我有没有看见一个从这里跑过去的中国人，他的手里提了一摞书。
“没有。”我的手狠狠拍了一下画箱里的书，说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留下这一摞书，其实如果那个中国人急切地告诉我那一摞书对他来说很重要，我一定会还给他。但他没有，只是耸了耸肩，冲身旁一个金发女子说了几句我能力范围之外的英文，上了自己的大船。
在租住的棚屋里，我擎着昏暗的照明工具独自检阅这些书籍。直到看到那本《陨的灯》。时隔六年，我在异地看到了艾卿的书，它的装束简单，整本书很单薄，出版日期是五年前，我踏上火车后的第三年。
我把它轻轻地塞进行李袋，熟稔地拉上了拉链，数了数所剩不多的钱，和不认识的越南华工打了一声招呼，再次回到湄公河沿岸，在一条泊着的渔船上，我和一个熟识的老渔民交谈了几句，算是道别。
直到夕阳最后一束光渐渐沉向地平线的那边，我踏上了去往中国的油轮。游客出奇的少，我点燃了一根烟，把《陨的灯》以外的书籍一页页在甲板上烧掉，迅速抛入大海。在它们热烈入海的那一刻，我猛然想起了朱姨提着孔明灯来寻找我们的那天夜里，我想起那天夜里，放飞在空中的孔明灯。而数年后，它们存留在我记忆里的星火被我以这样的方式第二次燃烧。
燃烧，燃烧，燃烧在平静而幽蓝的海面上，像是失去了故园的海鸟，以自杀的方式回归大海。
拾
一九九六年，我和一帮在广州认识的朋友组织了一个艺术坊，在成都举行了我们第一次群体画展，这时，正是我叫做雷鸣的第八年。
画展大获成功，这让我的朋友们很是惊喜。画展过后，他们都想在成都停下来，我却执意去了拉萨。许多个日子里，我在八廓街街头画下每一个过往的朝圣者的神色，还有佝偻行进的藏族老妇。
拉萨的天空湛蓝得让人吃惊，在街头小店里，我淘来了一个老式唱片机，在住处一遍遍回放藏地音乐，在这些乐声里安眠。有时，能一直睡到第三天的傍晚，然后我起来，在室内画梦里的图景，这些画里的背景永远是悠长的蓝调，它们被我随意地铺陈，但我知道它们是有轨道的，它们的轨道在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发出钝而敏的回声，那一刹那，我忘记了我的姓名，忘记了我是叫做钟笑言还是雷鸣。
那天晚上，我丢掉了我留下的所有画作，办妥一切手续，去了台湾的美浓。
在美浓，我客居在一户农家里，这家的女儿日日唱歌，我在她的歌声里画了许多女子图，她们无一例外闭着眼睛，撑着美浓的油纸伞，身着青色布裤，赤着脚站在青砖瓦砾中，一个人冥想。完成最后一张女子图的时候，我再次想起艾卿，我颤抖着双手用完了所有的蓝色和红色颜料，只是，在女子和她丢失的雨伞中间，我画上了一座青桥。
蒙蒙小雨散落在每一个它可以触碰的角落，那个站在桥那边的姑娘一遍遍呼喊着伞的名字，却始终没有迈出一步。
她回旋的记忆以这样一种方式飘摇在雨镇的上空，远方，是垂垂老妇咿咿呀呀的调调，更远的，是一大片蔓延在月色将至时的浓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