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德在长诗《变形记》里吟咏黄金时代：四季常春，大地无须耕种就生出了丰饶的五谷，人们采集山茱萸、浆果和橡子就能填腹，“溪中流的是乳汁和甘美的仙露，青葱的橡树上淌出黄蜡般的蜂蜜”。
这当然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境，想要远离稼穑的艰难。维吉尔在四卷《农事诗》里则依次描述了谷物种植、葡萄和橄榄的栽培以及畜牧、养蜂等田园劳动。与奥维德一样，维吉尔也没有忘记赞颂宁静秀美的乡村风光。即使是蜜蜂的居所，诗人也爱惜不已地忧心“风妨碍蜜蜂携食回巢”，希望“途中一棵树能给它们以浓荫的庇护”，让它们找到歇脚和曝晒翅膀的地方，最好是桂树环绕，周围开满了百里香、薄荷花和紫罗兰。
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克洛德·西蒙（ClaudeSimon，1913—2005）显然受到了古罗马诗人的影响，因为他将198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命名为《农事诗》。作品里的主人公圣—米歇尔将军度过了南征北战的骑兵生涯，但他始终不忘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事劳作。将军对于频繁的战事早已厌倦，“十八天的包围，六天的战壕战，四天开火，一万发大炮，突破口，俘虏……”之类的战事急件令他不屑一顾，草率地签上字交给下级们处理。这个老人总是怀着固执、乖戾的情绪一遍遍地口授那些重复了上千次的指示，“对播种、交配、酒装入瓶作细致周详的吩咐”，直到疲乏的声音变得衰弱低沉，直到铁锈色墨水变成沮丧的呻吟。将军甚至命令下属向他汇报：
“小麦长得好吗？绿色区里种的三叶草能提供大量的草料吗？那种大核桃树的地区是否已经割过草？有多少小车的草料？土豆长得好吗？小麦长得高吗？会收获到麦秆吗？要去检查所有的葡萄架，检查……”
这些琐细的质询构成了《农事诗》的感人之处，克洛德·西蒙的语言虽然晦涩不堪，却也流露出了世事纷乱、自然永恒、人们应当重返田园的纯朴愿望。与加缪相似，西蒙也出生于法属的非洲殖民地，父亲同样在一战中丧生。西蒙曾经在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和数学，甚至学习过绘画，他还作为骑兵参加过二战，被俘逃出后投身于抵抗运动。不过最令值得一提的并非西蒙和新小说派作家的交往，而是他孤僻的性格，漫长的后半生当中大半时间隐居于家乡的葡萄种植园，淡泊名利，以致荣膺诺贝尔奖之初，不少新闻媒体分不清他是男是女，甚至妄加揣测，诬其做过克格勃间谍。
正如克洛德·西蒙远不如另一位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引人关注，20世纪拉丁美洲两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当中，阿斯图里亚斯的光芒也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给遮掩住了。虽说《百年孤独》（1967）问世的那一年，这位危地马拉流亡作家就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获奖演说。然而提及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作，人们往往遗忘了后者的《玉米人》（1949）。张炜在《人的魅力——读域外作家》一书的阅读札记里竭力推崇这部奇书，认为小说的前三分之一“有难以抵御的磁力”，它所给予的“已经超过了其他拉美作品的总和”，其实，我们从张炜的《九月寓言》里就能够清晰地看到《玉米人》的影子。
对于印第安人土著文化传统的熟知使得阿斯图里亚斯笔下的人物形象染上了“人兽合一”的神秘色彩，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Nahual），即保护动物，例如巫医库兰德罗的“纳华尔”是七戒梅花鹿，邮差尼丘·阿吉诺的“纳华尔”是野狼，而小说第一章里的主人公加斯巴尔·伊龙酋长的“纳华尔”是耳朵形似玉米叶的黄毛兔子。作品开篇就写这位部落首领听见伊龙大地在召唤，让他赶走那些烧山伐木的入侵者，这些白人强盗想要剿除印第安人，在这里种满玉米，待到收割之后土地变得荒芜了，就一走了之。阿斯图里亚斯曾经翻译过玛雅文化的史诗《波波尔·乌》，深知在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当中，“人本来就是玉米做的”，但是那些入侵者种植玉米是为了做买卖发大财，他们破坏了原始森林，蔓延的烈火和锋利的斧头毁灭了二十万株生长千年的茁壮的木棉树，漫山遍野的玉米挤占了甘蔗、香蕉、可可树、咖啡林和麦田，使得这片肥沃的土地彻底贫瘠了，玉米做成的人反倒因为玉米丧失了家园，忍受着饥饿，读者不难想到悲剧酿成的原因。
无独有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枯枝败叶》、《百年孤独》等多部长篇小说里都写到了弥漫于热带地区的一场“香蕉热”。早在20世纪初，旷日持久的哥伦比亚“千日战争”结束以后，作家出生的故乡阿拉卡塔卡小镇曾经有过一段挥金如土的岁月。《番石榴飘香》在讲述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渊源时有着一处生动的细节，那些有钱有势的家伙“一面欣赏和裸体女人跳昆比亚舞，一面用钞票点火抽烟”。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这里开办的香蕉种植园就像一阵飓风席卷而过，他们带走了虚假的繁荣，却留下了一堆瓦砾废墟。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枯枝败叶》开篇就写到了香蕉公司造成的灾难，这是“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的、喧嚣的‘枯枝败叶’”。后来就连都市里“卖笑的垃圾”也混入了其中，她们搭起了小木屋，在这个虚构的马孔多镇搞起了“一条秘密的喧闹的街道”。
不论是处于战争阴霾之下的《农事诗》，还是折射拉丁美洲残酷历史现实的《玉米人》和《枯枝败叶》，都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三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都以长期的创作实践重复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收获归于种植。法国思想家沙利·傅立叶的说法更为生动，这位沉默寡言、博览群书的哲人告诉我们：“味觉是一部四轮车”，在我们热爱美食、烹调和腌制的同时，千万别忘记味觉的另外一只车轮，那就是土地所出产的农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