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作家约翰·欧文就显然没有把非法堕胎视为一种十恶不赦的行为，这一点在他的长篇小说《苹果酒屋的规则》（1985）里可以找到精彩的答案。创立了圣克劳兹孤儿院的韦尔伯·拉奇医生这样告诉主人公荷马·威尔士什么是堕胎：只是在胎儿变成孩子之前将它终止了，不过是终止而已。拉奇医生并没有使用“杀死”之类的表述，在他眼中，被堕下来的几个月大的胎儿仅仅依靠母体生存，还谈不上独立的生命。这位吸乙醚上瘾的善良老人一心所想的是如何解决那些未婚姑娘的麻烦或不幸受孕的妓女的痛苦，他曾亲眼所见堕胎手术失败导致的死亡。充满怜悯之情的拉奇医生一边从事“上帝的工作”，一边进行着“魔鬼的工作”，孤儿院的护士们以此区分接生和堕胎这两种手术，垃圾桶里到处是血迹、黏液、棉花、纱布、胎盘和阴毛等，它们统统被送入焚化炉。少年荷马有一次甚至捡到了一个三四月大的胎儿，起初他还以为那只是孵化的鸟蛋。
英语后殖民文学就像一只脱壳而出的鸟雏，那些来自南亚和非洲大陆的作家们正在以超凡的夸饰与想象能力使这只蹒跚学步的小鸟儿长出了飞翔的翅膀。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1981）和尼日利亚小说家本·奥克瑞的代表作《饥饿的路》（1991）相继获得了布克奖，通常也被认为是《百年孤独》之后真正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经典之作。
《百年孤独》对于《午夜的孩子》的影响几乎渗透到每个细节之中，比如在第二部“十岁生日”这一章里所提到的午夜诞生的双胞胎姐妹，但凡见过她们的男人都会无力自拔地爱上这对姐妹花，不惜“以暴力手段自残、自我折磨，甚至放弃生命”，这样的故事情境很容易使读者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不食人间烟火的俏姑娘雷梅苔丝。拉什迪所虚构的一千零一个午夜零时诞生的特殊孩子虽然只存活了五百八十一个，却无不天赋异禀，有的一出生就源源不断地给父母带来灾难，有的男孩能够走进镜子里，有的能够把身体变大缩小或改变性别，还有的能够吃金属……鼻子具有奇异功能的主人公撒利姆贪婪地搜寻这些和他内心相通的午夜之子，甚至在午夜时分召集他们的灵魂开会。
这些在婴儿时期就能变身、飞行、预言、使魔法的午夜之子被大胡子拉什迪视为“我们这个充满神话的国家，所有古老、过时、退化的一切的最后一搏”；尼日利亚和印度一样充满了古老的神话色彩。本·奥克利（BenOkri，1959—）作为渥雷·索因卡和钦努阿·阿契贝之后在西方世界影响深远的尼日利亚新一代作家，凭借长篇小说《饥饿之路》夺得了1991年的布克奖，很有可能继奈保尔、库切之后成为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又一位英语后殖民小说家。《纽约时报书评》甚至赞誉他“已经引导非洲的长篇小说进入后现代时期”。在《饥饿之路》里出现了“阿比库”——幽灵孩子的形象，他们总是不断地投胎轮回，给母亲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小说的开篇就交代了这些幽灵孩子逃避出生的原因：“我们厌恶存在于天地万物单纯美好当中的生存的严峻、难以满足的渴求、人间貌似神圣的不公正、爱的曲折、父母的无知、死的事实以及人生的令人惊异的冷漠。”
或许，我们的出世只能使得已经一贫如洗的父母疲惫不堪，承受更重的生活压力。还记得托马斯·哈代笔下的“小时光老人”吗？这个神经脆弱的孩子是裘德和前妻所生，他不能够原谅怀有身孕的女主人公淑——“妈呀，你怎么就能这样坏，这样残忍哪”——为这个困窘的家庭又多添了一个孩子，所以他决定亲手除掉麻烦。于是，当疾病缠身的裘德回到家中，发现三个孩子都吊死了，精神错乱的“小时光老人”竟然用捆箱子的绳子、挂衣钩和钉子带着幼小的弟弟妹妹一起去了天堂，而且还给父母留下了一张字条：因为我们孩子太多了，所以才有这一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全家都安静下来了，只能等待检验官来验尸和收殓。哈代无愧为小说巨匠，他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笔调描写惨剧发生后的情景，尤其是在死寂的气氛中忽然传来了学院圣堂里的风琴声，简直令人心碎。濒临崩溃的淑甚至忘掉了换上丧服，在孩子们下葬时站在墓穴里，“她穿的还是带颜色的衣服”，想要把棺材打开再看一眼。哈代无动于衷地给这幕人间惨剧画上了句号：淑生了一个不够月份的孩子，并且他一生下来，就跟那几个孩子一样，是个死的。
《无名的裘德》（1895）的扉页引述了《新约·哥林多后书》里的话：“字句叫人死。”作为哈代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所遭到的谴责中伤使得心灰意冷的托马斯·哈代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愤而转向了诗歌创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能够与哈代相提并论的小说家和诗人并不很多，仅就意大利而言，恐怕也只有唯美派文人加布里埃拉·邓南遮可与之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