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爱护年轻的姑娘，就像对待金色的柠檬一样。”1921年4月，卡夫卡从肺病疗养地写信给刚刚生下一个女儿的奥特拉，并通过小妹妹向埃莉和瓦莉致以问候。“只需在躺椅上从左翻身向右，一看表就已经过去十年了。”事实上，这位疾病缠身的德语作家已经来日无多，1922年6月3日凌晨，在医生给他注射了樟脑精和吗啡之后，卡夫卡渐渐失去了知觉……人们只记住了那个要求好友马克斯·布罗德烧毁一切日记、手稿、书信等文字和速写画的遗嘱，往往忽略了这个犹太家庭的三姐妹，她们多半没有能够逃过纳粹的疯狂屠杀，但是出于对兄长的尊敬和怀念，卡夫卡最疼爱的小妹妹奥特拉仍然保存了大部分家书、便条和风景明信片。
和奥特拉相比，伊丽莎白·尼采的名声更为显赫，这位哲学家的妹妹作为狂热的纳粹分子，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希特勒甚至亲自参加了她的葬礼。伊丽莎白的一生都在不知疲倦地宣扬和曲解其兄的思想著述，一次次地盗用尼采的名义为法西斯主义造势。美国人H.F.彼得斯为了揭示伊丽莎白·尼采与其兄弗里德里希·尼采之间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特意撰写了一本资料翔实的传记《查拉图斯特拉的妹妹》（ZarathustrasSchwester），中译本将其改名为《尼采兄妹》。
从尼采在精神病院期间所写的秘密自传《我的妹妹和我》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深陷女性沼泽之中的哲学狂人，尼采的母亲和妹妹、放纵情欲的伯爵夫人还有高贵优雅的露·莎乐美——后者也曾经是里尔克的情人和弗洛伊德的异性朋友——共同摧毁了这个精神错乱的天才。
不过，我以为20世纪德语文化史上最惊世骇俗的兄妹关系并非来自卡夫卡和尼采的家庭，而是奥地利犹太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Trakl，1887—1914）和他的妹妹格丽塔(Grete)。大概是受到母亲吸毒的影响，特拉克尔兄妹都沉溺于酒精和药物的幻觉之中，前者死于过量服用可卡因，后者也因为绝望而开枪自杀。除了共同的命运结局，这对兄妹之间似乎还有过乱伦，特拉克尔的诗歌也多次涉及了这个可怕的主题。
由此，我们想到了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她“亲爱的小哥哥”保尔，他们一起忍受大哥皮埃尔的欺侮，一起弹钢琴，一起跳狐步舞，一起在森林中冒险。二战期间，患病的保尔因为药品匮乏而死去，杜拉斯接到电报以后以头撞墙，痛不欲生。在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那个在印度支那长大的少女对着溺爱长子的母亲狂怒地哭喊：“我爱保尔，胜过爱世上的一切，胜过你……保尔就像是我的未婚夫，我的孩子，我最珍惜的宝贝……”远在巴黎的杜拉斯未能出席保尔的葬礼，她的小哥哥永远躺在了西贡殖民地公墓的一棵罗望子树下。我以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最优美动人的一段文字就来自以下这段兄妹之情的描述：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妹妹光着脚丫，穿着睡衣，在大操场上寻找离家出走的小哥哥。受尽大哥皮埃尔侮辱的保尔竟然在教室外边黑暗的走廊上睡着了。杜拉斯毫不掩饰她对小哥哥过分的爱怜：“她望着他，仿佛瞻仰神圣的事物。”“她吻他的头发、脸、放在胸口上的双手。”他们并肩在空荡荡的操场上来回走动，谛听鸟叫声，或抬头看天。紧接着，我们就读到了那个对于夜空的比喻：“从大地的一头到另一头，像一只蓝色的漆盘，上面缀着光点。”
诗人阿尔蒂尔·兰波（ArthurRimbaud，1854—1891）更像是法兰西文学夜空中一颗最璀璨的流星，相比于他短暂的三十七年的生命，仅仅五年的创作生涯来得更为短暂，此后的十五年间辗转漂泊于欧、亚、非三个大陆之间，相继成为旅行者、雇佣兵、水手、采石厂监工、咖啡商、探险家和军火贩。这个自称“我，另一个人”的孤独天才深刻地体验着“生活在别处”的艰辛和刺激，在临终以前回到马赛，动了截肢手术，锯掉了右腿，从此他再也不能四处闯荡了。正是小妹妹伊莎贝尔陪伴兰波度完了最后的日子，而另一个妹妹维塔莉早在1875年就已过世。诗人就连最后一封书信也是写给他“同时遭受着不幸”的小妹妹伊莎贝拉的，足见兄妹之情深。
在我的阅读记忆当中，将兄妹之情描写得最纯朴细腻的是笔名乔治·爱略特的英国女作家玛丽·安·埃文斯（1819—1880），在相继丧失了母亲和父亲之后，玛丽·安爱上了有妇之夫，从而遭到世俗的冷眼相待，她决然地跟随这位乔治·亨利·刘易士先生前往德国魏玛，开始了同居生活。“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盛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普通读者》里如是评价。三十七岁才走上创作道路的乔治·爱略特至少留下了两部不朽的长篇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和《米德尔马契》（1871—1872），而我深为打动的是前者所着力表现的汤姆和麦琪兄妹之间生死相依的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