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崔真吾，也为反对家里的包办婚姻而脱离了家庭。崔也到厦门大学读书，鲁迅到厦大，曾追随鲁迅，之后又跟鲁迅在上海办杂志。崔也有个自己恋上的爱人，可惜这位女子已与他人订婚，无法退婚，最后还是嫁了人。他为此不愿再结婚，女的为他痛惜，他也仍礼敬对方。女子从广州回宁波，他千里迢迢伴送，给她抱着小孩一路照应，还约定每年在马樱花开时到她夫家的村子里看望。
对胡兰成更切近的事例是表哥吴雪帆。
吴雪帆决意解除父母定下的婚约。他父亲很生气，无面目向女方退亲，他就自己跑去女方家，和其长辈当面说明，说通了女方家长辈，他又去找女子当面说。两人在楼上女子房里说了半天，大家都以为两人重新和好、依约如旧了，听吴雪帆还要送女子去读书，忙欢喜应承。他们不知道，吴雪帆婚仍是要退的，退婚不是嫌憎女方，却是为尊重双方的感情，送她去读书，只为使女方能有知识，思想开通。吴雪帆送女子进了嘉兴妇女补习学校，每逢寒暑假吴亲自接送她来回，上船坐车住旅馆，处处照顾她，家里人见两人之间信来信往结伴同进同出，大为惊喜，以为退婚的事已经过去。如此两年，女的终于毕业，吴雪帆又来送她回家。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离家只剩五里路时，两人在江边麦田塍上坐一会儿，女子忽然就流下泪来，她是理解吴的，“知君用心如日月”。到家后，她就向母亲取了庚帖还给了吴雪帆。其后男婚女嫁，各自成家。抗战时期吴雪帆死在严州，灵柩运回故里，女子去祭拜，祭毕和吴雪帆夫人分宾相见，又看了孩子，坐一回才上轿走了。
这样的爱情，境界已高出了许多，其中不乏情爱仁义，更加入了新时代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等新思想新观念。“五四”以后的风气所及，孕育了如此青年如此作为。
胡兰成就是在惊异仰慕“新青年”的新兴时尚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逐渐从一个孩子走向了成熟。
胡兰成读了四年中学，中学却没能毕业，就在举行毕业考试前夕，他被学校开除了。
事情的起因是校刊上的一则稿件。其时，胡兰成担任校刊的英文总编辑，校刊上的“校闻”栏目上有一则投稿，记述一位担任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同学由于账目不清而被罢免的事。校刊顾问是学校的教务主任方同源，方看了稿子，认为这有损教会的名誉，不可登。胡兰成据理说明，方当时不再言语，他以为方已默认。不料，稿子刊出后，方同源立刻将他叫去斥骂，胡兰成不服，当即争执起来。方同源大怒，跑到校长那里告状，并以辞职相要挟。学校维护教务主任，就这样，胡兰成在临毕业前夕被蕙兰开除了。
如果胡兰成不以是非为重，既有教务主任不满于前，干脆不刊稿件，事情根本就不会产生。如果事后胡兰成不少年气盛，不与方争执，或是讲软话道歉，方也许就不会闹到校长那里，他也不至于被开除。无奈此时的胡兰成，已不复是四年前的那个老实软弱的农村少年，他已受了“五四”青年自由科学民主正义之风的熏染，事情是偶然的，可他的观念态度已定，他不可能再回头，面对不公和压迫，他只能走到这样的结局。这是胡兰成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挫折、第一次磳磴，不能不对他以后的人生投下浓重的阴影。他以后无论是投身政治或男女选择，总不得善终，像是在反复上演中学毕业的这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