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张爱玲，不会有胡兰成，没有张爱玲研究的扩展，可以肯定，胡兰成将长久地沉没于历史而无人理会。
只是由于张爱玲，由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度褒扬，由于港台以及大陆对张爱玲兴趣的长热不衰，随着张爱玲研究的日渐深入，深入到其生平资料的细微发掘，胡兰成的身影才开始从历史尘封中逐渐显现，胡兰成的面目才慢慢显影成形，终于被打捞到了现时的平台上。
自古即有“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并举，在胡兰成却必须分离。前者可指谓其文章，其文章在今日风行，在他自己恐怕都未曾预料到；后者却不能概括其作为，其作为昭彰在目，非他人苛求有以致之。不过，无论文章怎样出色而作为又如何可恶，文章终是文章，作为仍归作为，都不该影响两件事的不同的基本性质。如果不是存心混淆，分清彼此应是不难做到的，只要有足够的资讯，只要能展开充分的说理和论争。
不因人废言，本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如果不抱持传统的牧民心态，就不可轻看大众的是非鉴别能力，亦应尊重公民的自由阅读权利。事实上，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也无论港台还是大陆，对胡兰成的文章和作为始终存在着恰当评价，不就是“毁誉善恶不可诬”之明证？反之，也不可因言而正人，因为文章好，行为也无错；因为以往一面倒、以理以势压人而不留一点余地，因而反弹也故意来得夸张，这就又在另一面偏出了正道。
不过，从长远看，这两种偏向都属正常，唯有经过如此反复，才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回归人物的本来面目。如果说，这一切过去还难于做到，那么今天至少已开始具备基础条件，任何想说的都可说，只要敢于担当；任何说出的都可发布，只要不计较媒体形式；“夷夏之防”之上设置了更重要的标准，以及虽不见好但也不容否认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人类的普适价值。
古今中外历史上，各民族国家之间发生过无数侵略、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事。遭入略的一方面对强敌压境，各色人等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对此可以作善恶评判，亦可作具体分析。善恶评判虽失之简单却有其功用，比如紧急状态下的动员大众同仇敌忾，但若无事后的具体分析，对历史人物往往会失却基于具体环境下的所谓“同情的理解”。然而，胡兰成在中日战争中的行为，无论从大局还是从个体看，应属汉奸无疑。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实质是投降通敌和分裂抗日阵营，此历史功罪主要由汪精卫以及陈公博、周佛海等为首者承担，方向错了，投身“运动”的胡兰成自然跟着错。胡兰成常自诩善于研判天下大势，但他承认，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他是看错了。
汪精卫也错在此。汪对中国抗日大局太悲观，希图“曲线救国”以和平路线解开困局，殊不知以后的形势发展却是另外的路向，结果葬送了自己一世英名和手下的一干人马。对于如汪这样的高层政治人物，其进退出入关乎天下观瞻，汪自秘密开展对日外交，也明白自己的选择之沉重，故有入地狱舍我其谁之感慨。谨慎者、明哲保身者是不甘亦不敢冒此风险的，中国传统政治人物最为看重的就是历史评价。因此，流传至今的汪之出走、成立伪政府是蒋汪预谋的双簧等等应属无稽之谈。现在唯一可为之辩解的，是看其当年伪政府治下究竟是稍舒民困还是变本加厉？可这也终是末节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