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教科书，曾经认为中国明清时代有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受到封建制度的压制，不能成长壮大。我在这里要对读者说的是：如果将工商业中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说成是“资本主义萌芽”，那么这种萌芽不只是在明清时代才出现，而是贯穿整个地本文明时代，从先秦、到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都有民间工商业，而且有时其规模还很大，如战国时期，就有民办的规模很大的手工业工场，从事制铁、制兵器、铸钱、制骨器、制皮革、纺织、烧陶器等等。汉初，刘邦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从政治上、生活上加以种种限制，但没有剥夺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所以从战国以来那批大工商业主仍然十分活跃，制铁业的孔氏，盐业的刁氏，商业的师史氏、田氏、杜氏等，都是“富至巨万”的大工商业主。汉武帝为打击私营工商业主，把冶铁、煮盐、铸钱等收回归国家专营。但是，随后不久，一大批新兴工商业主又应运而生，仅京师一地就有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樊四翁等著名大工商业主。其中除樊嘉有钱五千万外，其余都是有万万钱的大富户，这些人中除部分是靠投机牟利，但确有一些“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的工商业主。如油行的翁伯、酱行的张氏、刀剑修理行的质氏和熟肉行的浊氏等。但是这些大工商业主，其最终的归宿，要么被官府铲除，“削大户”，要么就是将积累的资财买地，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大工商业主又成为大地主。当然也有的工商业主用钱买官，成为大官僚。
从上面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重本抑末，强干弱枝符合地本文明的逻辑，工商业虽是地本文明不可或缺的补充，但绝不是主业。工商业一旦成长到威胁地本制度时，就会立即被剪除。整个封建制度，都为了哺育、维持地本这棵大树，而蕴涵雇佣劳动关系的物本，只能是小苗，不可能让其长成参天大树，物本小苗只能在封建制度的夹缝中生存，工商业者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地租剥削应有尽有，何须他求
在这一小节，我们要弄明白，皇帝与士大夫阶层为什么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拼命地重农、固农呢？他们真的热爱农业生产吗？非也。绝大多数当官的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说他们热爱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岂不要笑掉了牙。
原来，皇帝与士大夫看重农业，是看重来自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户向国家缴纳的源源不断的、丰足的租税。千百万的农民，才是农业生产、劳动的主体，是他们经年劳作，用他们的血汗哺育了谷物、牲畜、家禽，从麻到丝这些衣服的原料也均来自农民双手的劳动，来自土地；无数的手工制品也大多是农民的兼业产品。
什么叫做地本剥削应有尽有，不复他求？就是说，封建王朝通过对来自土地的租税的征缴，要什么就有什么了，用不着再寻求其他的生产方式。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简要谈一下中国地本时代的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