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民间发起的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的否定，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已掌控大局。
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总结，若干历史问题的争议还存在，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还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还没有一处显露改革的字眼。石破天惊的改革原来是在基层悄悄地、偷偷地发生的。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在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着18位农民。这些农民在一份生死状上签字画押。这个生死状其实是一个分田单干的保证书。其主要内容是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带头的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他这样说，是因为在1978年，农民们仍然认为这样做是大逆不道的，有可能要坐牢、杀头。上述的“生死状”现藏于国家博物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重要起点的见证。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农民喜笑颜开。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达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这意味着，分田单干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好几倍。地还是那块地，但由于改变了分配预期，劳动成果直接与农户挂钩，生产潜能就大大挖掘出来。
“一包就灵”的消息一下子四处流传。本来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包产到户”就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这反映了农民群众的呼声。但这个想法和做法却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即使小岗村用实际行动证明“包产到户”对农业生产力的明显促进作用，但在公开场合，还是无人叫好，深怕被戴上复辟、倒退的帽子。
来自基层的争议传到中央，下面希望上面表态，定调子。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的讲话非常高明，高明在何处呢？就是讲清楚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人们不是担心大包干破坏了集体经济了吗？但邓小平安慰说，大包干只是暂时地退回到低水平的集体化，等生产力发展了，再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为农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农业连年大丰收，创造了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奇迹。随着政社分设，重新建立乡政府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到1984年底，实行了28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就在事实上被废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