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稚的天真到人性与深度
常常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这些情绪性的工作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的回应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幻象的信任”及“全面的不信任”当中，这些情绪性的工作就不会结束。而关于这一点，可以很清楚地从我们现在的生活里看到——当我们对朋友或亲密伴侣感到失望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被朋友或亲密伴侣背叛的时候；当我们在爱与亲密关系中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批判自己、批判他人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能量停滞在抑郁和怨恨当中，难以流动的时候。
只要我们的过去仍然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只要我们还没有办法不带批判与偏见地拥抱自己的恐惧与不安，那么就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感受和了解。
当我们提到“情绪工作”时，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需要持续进行许多原始治疗，虽然或许对某些人而言，这确实是必要的。此外，“情绪工作”也并不表示一个人需要认同自己过去的经验或创伤，把它们变成自己不愿意冒险、无法全然生活的借口。当我们说到“情绪工作”时，我们的意思是：一个人愿意去感受、去检视自己在目前生活中的情绪反应。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的情绪反应往往受到过去创伤事件的影响，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去看到，还有感受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联。
除非我们的过去不再影响到现在的生活，否则过去的事件并没有真的过去。
脱离“否认”的状态
在情绪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脱离“否认”的状态。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常常会顽固且带有强迫性地紧抓着自己的幻象不放，特别是关于我们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创伤经验往往相当深刻，所以我们更需要学习如何给予自己足够的时间与照顾，好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天真是如何地受到损伤。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天真的自己遭到背叛的经验，但是不论如何，只要我们愿意去面对、处理并穿越那些被背叛的经验，我们原本孩童式的天真就可以换取到某些更宝贵的东西，并开始学习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
最近，我（克里希）和一个好朋友在塞多纳镇（Sedona）当地一个网球俱乐部打网球。当时我们附近正好有个父亲正在教他的儿子如何打网球。那个孩子看起来还不满六岁。那个父亲的教法是不断地责骂，像是呵斥他力道不足、短打力道不够、步法不对、没有适时地从正手拍转换到反手拍、身体与球之间的距离不够近等；而孩子则不停地抱怨身体不舒服，我猜那是他唯一能够处理那种情境的方法。我想那个父亲的本意是好的，他真的很认真地在教儿子如何打网球，他也真的很想让孩子知道他对网球的热情和享受，而他现在对待儿子的方式，很可能正是当年他父亲对待他的方式。或许他认为这就是为人父者教导孩子该用的方法。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观察这对父子。和我一起打网球的朋友也是一个治疗师，我们工作20 真爱的旅程 的方式相当接近。后来，当我们停下来休息喝水时，我们发现彼此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旁边那对父子的情况，也发现我们两个人都经历过和那个男孩相似的处境，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在不断处理这种教育方式给我们所带来的制约。
当我们能带着成人的觉知与支持来放掉过去的创伤时，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深的不信任感，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自己在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上总是会表现得笨手笨脚。当我们感受到自己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时，我们就比较能够以一种慈悲与了解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现在的恐惧与不安。而且除非我们能用成人鸟瞰的眼光，从童年那种无助、无反击能力的角度，诚实而且赤裸裸地正视我们童年经历过的事件，否则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今日的我们会有这种不信任的感觉和功能障碍的反应。当然，要清楚记得或感受童年时的事件并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去观察自己在现今生活里的不信任感，我们就能慢慢地重新拼起故事的碎片，让我们知道这个不信任的感觉来自哪里，又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认知自己不信任感的深度
在“不信任”这个主题上工作时，我们经常在工作坊中运用下面这个活动。我们让每个人找一个伙伴，面对面地站着。然后我们邀请其中一个人想象自己正一层层地揭开自己周围的保护层，在不知道对方是脆弱、敞开还是封闭的状况下张开眼睛，以一种全然赤裸和脆弱的状态缓缓走向对面的伙伴。当他们接近到某个距离时，我们邀请不带任何保护的这个人，说出他在这个接近对方的过程中所升起的恐惧。这个简单的活动可以帮助人们明了，在我们自己的第三章 移除幻象的面纱 21 保护层下有着怎样的恐惧与不信任。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发展出一种信念，认为一旦我们放掉自我防御，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自己会做出某些恐怖的事。这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以一种毫不理性又难以预测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神经系统，结果这些恐惧常常会让我们变得完全无法反应。比如说，当我们在做爱的时候、别人靠近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表达自己的创意的时候，当我们质问他人或试着忠于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允许自己感到喜悦与欢愉的时候，还有当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或身体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变得难以动弹、无法反应，或是陷入完全无法解释的恐慌。再不然就是我们会有睡眠困难或其他身体上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他人或我们的内在如何鼓舞自己，都不会有多少帮助，我们仍旧被不信任和恐惧牢牢地抓住。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不信任感的根源，并且慈悲地看待自己所紧抓的恐惧，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感受我们童年时是如何受伤的。有时候有些创伤来自一些非常简单的事件，像是生病、意外伤害、一个人被留在医院里、亲人的死亡，或童年时父母亲不在家。即使是一些简单的事情，这些创伤都可以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和这个世界、他人以及自己的互动方式，所以我们需要深入地穿越这些创伤。
我（克里希）在婴儿时期就有初生儿吸收不良综合症（neonatal malabsorption syndrome）。在我生命的初期，母亲常常坐在我的摇篮旁边，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活着。我活下来了。很多年之后，通过许多不同类型的内在工作，我开始回想起这个经验。我也同时了解到，在我的生命最初期的时候，我和母亲之间就已经发展出一种强而有力的共生联系，那是我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联系。要脱离这样的联系并不容易；事实上，它也造成了我日后和异性在亲密关系上的困难。同时，因为我的父亲在犹太人的庇护所里工作，所以每隔三到四年，我们就需要从欧洲的某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我也不得不离开熟悉的学校和朋友，重新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当时我从来不觉得那些搬迁是一种创伤，但是现在我却发现，每当我必须离开某人或某地，我就会变得麻木而没有感觉。
当我（阿曼娜）7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把所有的东西装箱打包到车上，带着我和我的弟弟离开了我的父亲。当时我是在一种突然的状况下被带离我的父亲、朋友、玩具，还有我熟悉的家。我的父亲有严重的酗酒问题，我记得家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充满紧张和恐惧的气氛。我的母亲从来不知道他工作结束之后是否会回家，因为每当我父亲拿到薪水时，他就会消失几天或几个星期。他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在家的时候，他可以是一个非常温柔、有爱心、充满幽默与关爱的父亲。但是当他喝醉的时候，他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压抑、不负责任，并且会使用暴力的人。在我们离开他一年之后，我们才被允许每两个星期和他见一次面。但是他越来越自暴自弃，在我18岁那一年，他终于死于酗酒。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了解到我受的伤有多重。我不仅失去了深爱的父亲，我同时也吸收了我母亲当时的生存恐惧。即使我已经为这个事件做过许多的治疗，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发现，任何不在预期中的变化都会让我感到害怕，我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这些变化。现在，当我回顾当时的情境，我深深地感谢我的母亲有那样的勇气和力量带我们离开，并且为她自己、为我的兄弟和我创造了更好的生活。不过在当时被带离父亲而且一年内不许相见的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深深的背叛。我一方面深爱我的父亲，而另外一方面又感到冲突与罪恶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假装我不需要父亲。直到很多年后，经过许多治疗之后，我才能够允许自己去感受、表达我对他的爱与思念。虽然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但对我而言，让自己感受到对父亲的爱以及失去他的伤痛与思念，仍然是一种深度的疗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