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有四位自由银行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分别是罗伯特·墨西特（Robert Mushet）、约翰·辛克莱爵士（Sir John Sinclair）、亨利·布鲁克·帕奈尔爵士（Sir Henry Brooke Parnell）和乔治·波利特·斯科罗普（George Poulett Scrope）。在怀特教授的眼中，他们的观点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然而，他们实际上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较早的作家墨西特和帕奈尔是硬通货的支持者。作为长期以来拥护金本位制的金银通货主义者和皇家铸币厂的职员，墨西特在1826年提出了一种基于通货原则的经济周期论。他指出英格兰银行造成了通货膨胀式的繁荣，不久之后的紧缩又导致了经济的萧条。墨西特的目标是创造一种等同于金属通货的货币制度安排，只不过，他觉得相对于中央银行制度，自由银行制度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这里，怀特的判断又一次自相矛盾，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方面，怀特承认墨西特对于纯粹金属通货的拥护是属于通货学派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墨西特最终选择通过自由银行制度而不是中央银行制度的方法来实现通货学派的目标。更具影响力的议员帕奈尔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金银通货主义作家，他的观点与墨西特极其相似。怀特教授在发掘帕奈尔的作品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工作。帕奈尔1827年的小册子遭到了坚定拥护硬通货的激进民粹主义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的攻击。科贝特声称“自从我理解了纸币的邪恶之日起，我就希望这个可憎的事物立即毁灭。我为促进它毁灭的每一个措施鼓掌，也向倾向保护它的每一个措施发出责难”。他攻击帕奈尔的小册子宣扬保护地方银行的观点，以及其赞美苏格兰银行体系的论调。科贝特谴责苏格兰垄断者，声称“这些苏格兰贪婪的骗子已经危害英国两百多年”。
然而，约翰·辛克莱爵士和乔治·斯科罗普则完全属于另外一个阵营。怀特认为辛克莱不是一个纯粹自由银行制度的倡导者，他将辛克莱终生所强烈支持的观点轻描淡写地总结为“防止通货紧缩”，并把辛克莱称作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农业利益推动者”。285事实上，辛克莱作为一位苏格兰贵族和农业家，他终生都在积极呼吁扩张货币和政府支出。1810年，一份来自金银货币委员会（支持金本位、反对信用货币）的报告一经发布，约翰·辛克莱立即就给首相斯宾塞·玻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写信，强烈要求政府重新印刷他的三卷本作品——《英国财政收入历史》（1785—1890）［History of the Public Revenues of the British（1785—1890）］，这些作品都是支持货币扩张的，以反击金银货币委员会的观点，当然，这只是他历次反击中的一次。“您知道我认为纸币流通是非常重要的，”辛克莱在给首相的信中这样写道：“实际上它是繁荣的基础。”事实上，辛克莱于1810年9月出版的《金银货币委员会报告之我见》（Observations on the Report of the Bullion Committee）只是众多攻击金银货币委员会报告的小册子中最早的一本，绝大多数这样的小册子都是由英国政府精心安排发行的。
当英国在1819至1821期间回到金本位制度时，辛克莱与信用扩张主义论者和支持信用货币的伯明翰学派一道，成为恢复铸币支付制度最激进、最尖刻的批评家之一。难怪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会这样描述辛克莱一生的信念：“发行更多的货币是所有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Fetter, Development, p. 22. 另外，辛克莱还不知疲倦地搜集着统计资料，并在18世纪90年代出版了21卷本《苏格兰统计账目》，将“统计学”(statistics)和“统计学的”(statistical)这两个单词引入了英语。如果辛克莱赞美苏格兰的“自由”银行体系，反对硬通货，那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或许，怀特教授会对辛克莱这样的同盟感到非常不安。
在怀特看来，另一个立场不明的英雄是乔治·波利特·斯科罗普（George Poulett Scrope）。斯科罗普同样不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或者说主流的自由银行制度倡导者，然而，怀特却无数次地引用和讨论他的分析。在怀特的学派分类表里，斯科罗普排在自由银行学派人物的最前面。286斯科罗普对信用扩张根深蒂固的信念得到了怀特最温和的处理：“与辛克莱相似，他（斯科罗普）将反对通货紧缩放在优先位置。”事实上，斯科罗普不仅反对1819—1821期间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对当今英国极少数（幸好只是极少数）狂热的消费不足论者和“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而言，他也是其中的前沿理论家。在斯科罗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写于1833年，与他最主要的那本倡导自由银行制度的小册子同年出版发行）一书中，他宣称，任何因“储蓄倾向上升”而导致消费的下降，都将必然成比例地减少需求，造成“供过于求”的现象。
现在，让我们转向通货学派、银行学派以及自由银行学派论战的最后一个阶段。1838年至183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加快了银行制度体系的改革，伴随着1844年和1845年《皮尔法案》的出台，论战达到了高潮。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对于怀特教授眼中的另一个明星——詹姆斯·威廉·吉尔伯特（James William Gilbart），所有经济思想史研究者（除了怀特）都把吉尔伯特归入银行学派之中，但是为什么怀特不这样认为呢？怀特断言在经济周期的起因问题上，自由银行学派相比通货学派更加坚定地认为信用扩张是罪魁祸首。吉尔伯特作为一名典型的银行学派代表人物，他认为纸币的扩张和收缩应该简单地根据交易需要而定，与产品产量相匹配的纸币供应量不会导致价格的上升。这正是典型的银行学派的观点。更进一步说，他们认为动态的因果关系链条是“交易”导致价格变动，最终造成对更多纸币流通的需要。
吉尔伯特是这么说的：〖＝1〗如果在价格没有上涨的情况下交易量增长了，那么我认为将需要额外的纸币进入流通来支持更多的商品交易；如果商品交易增加的同时，价格也在上涨，那么你就需要更多的纸币。White, Free Banking, p. 124.〖＝2〗287总之，不管价格上涨与否，货币供应量必须不断增加！暂且不论这段话中的“你”指的究竟是谁，很明显这段话代表着银行学派中的信用扩张主义。事实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没有产生对货币扩张的要求。真实的因果关系链条应是反过来，即货币扩张导致价格上涨，同时使商品的货币价值上升。
怀特可能没有发觉这种差别，因为他也赞同通过银行信用的膨胀来满足交易需要。怀特最赞赏的有关交易需要的分析很明显地表明了其实他是一名银行学派的信用扩张主义者。不幸的是，怀特似乎认为这种观点与休谟—李嘉图主义（“Humean\|Ricardian”）主张纯金属货币的理念是一致的。然而，大卫·休谟（David Hume）主张的是100%铸币准备金银行制度，它完全不同于银行学派（如亚当·斯密）所倡导的。
怀特在引用吉尔伯特1841年议会证词时，忽视了吉尔伯特和罗伯特·皮尔（Sir Robert Peel）之间的交锋。吉尔伯特宣称地方银行增发的银行券是为了满足交易的需要，因此，它不可能存在超发的现象。与银行学派的理念一致，他还认为即使是英格兰银行，只要它仅为商业票据提供贴现业务，也不会存在超发的可能。这就是怀特眼中所谓的自由银行制度支持者吉尔伯特！另外，在皮尔和所谓的自由银行者（比如支持自由银行、支持金本位制）——吉尔伯特之间留下了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精彩对话。比如，皮尔尖锐地质疑道：“你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能证明货币流通量的可靠，合理的商业需求就一定值得信任吗？”吉尔伯特回答道：“我想，应该可以。”（注意：关于是否要把英格兰银行排除在信任之外，只字未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