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央银行Ⅲ: 国民银行体系(3)

国民银行时代和联邦储备体系的起源

内战结束后,美国的银行数量以及国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支票都有所增加。1870年以后,作为建立在国民银行之上的存款创造机构,州立银行的数量也开始扩张。国民银行由1865年的1 294个增加到1873年的1 968个,同期,州立银行也由349个增加到1 330个。

关于国民银行时代,约翰·克莱因(John Klein)有一段精辟的总结:〖=1〗1873年、1884年、1893年和1907年的金融恐慌,在很大程度上是储备城市银行和中央储备城市银行准备金的金字塔式派生和活期存款余额过度扩张的后果。在相对繁荣的时期,银行过度放贷,造成后续资金的干涸,引发恐慌。参见John J. Klein, Money and the Economy, 2nd ed. (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World, 1970), pp. 145—46。〖=2〗1873年的经济恐慌造成很多过度扩张的银行和铁路公司的破产——之前这些铁路公司捞尽了政府的巨额补贴和银行过度放贷的好处,甚至连强大的库克公司也损失惨重。

世纪60年代末期,库克争取到了跨洲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控制权。在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繁荣时期,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得到了当时最大的一笔政府补贴:470多万亩土地。库克按照当年出售政府债券的方式出售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债券,比如雇写手230鼓吹美国西北部所谓的地中海气候。库克/北太平洋公司的薪水簿中包括很多政要, 有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以及格兰特总统的私人秘书霍勒斯·波特(Horace Porter)将军。

年,库克描述了自己的货币哲学,这与他在美国经济金融中扮演的角色相符合。他问道:〖=1〗“我们恢宏壮丽的国家的发展缘何总是被拖累和抑制?正是这些可怜的‘硬通货’理论扼杀了这个国家的活力,将奔腾的血液凝固,这是一个守旧发霉的理论。这些要求回到铸币本位的人根本就不懂西部的发展,如果不是受到了这些限制,西部的发展速度将加倍……”〖=2〗但四年之后,过度扩张的北太平洋公司衰落了,库克政府债券式的运作失效了。强大的库克公司被市场经济“拖累和抑制”,然后崩溃破产,并引发了1873年的经济恐慌。参见Irwin Unger, The Greenback Er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Finance, 1865—187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 pp. 46—47, 221。

内战后的每一次银行恐慌——1873年、1884年、1893年和1907年——都出现了铸币兑付的暂停。1907年的恐慌是几次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所有银行家都鼓动政府改革国民银行体系,克服准中央银行体系的内部矛盾,直接建立中央银行体系。

银行家们发现, 国民银行体系的卡特尔联盟虽然有用,但还是不够。他们认为, 需要由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当银行有麻烦时,中央银行就是那位能够随时准备救助它们的圣诞老人。此外,中央银行还需要为货币供给提供弹性。在国民银行时代的后期,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们231经常抱怨货币供给缺乏弹性。通俗一点讲,就是没有政府机制来确保货币供给增加——尤其是在经济恐慌和低迷时期,在那样的时期,银行十分期望得到救助以免业务收缩。由于纸币发行依赖于银行存入国库的政府债券,因此国民银行体系极其缺乏弹性。此外, 19世纪末,政府债券一般会以高于面值40个百分点的价格出售。这就是说, 银行被迫出售价值 1 400 美元的黄金储备用以购买价值1 000美元的债券,这使得银行不能在经济衰退期扩大纸币发行。关于银行家对于中央银行取代国民银行体系的焦虑, 参见Robert Craig West,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1863—192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银行一直希望能得到补贴和组成更有效的卡特尔联盟,除此之外,在19世纪末,华尔街的大银行见证了国家对金融控制的放松。州立银行和其他非国民银行开始快速增长,并超过了国民银行。因此,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多数银行都是国民银行,但到1896年,非国民银行的数量占银行总数的61%,并控制着银行业总资源的54%,到1913年,这两个数值分别达到71%和57%。1887年后,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市成为了中央储备城市,这进一步削弱了华尔街的力量。随着华尔街的衰落,实行集中化管理并建立卡特尔的任务落到了美国政府身上,华尔街将通过华盛顿的权威来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控制。参见Gabriel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900—1916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63), p.140。

银行家、经济学家、商人、政治家和政党都支持中央银行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是 “与时俱进” 的:从19世纪后期的自由放任主义、硬通货制度和小政府理念,转变到从德国俾斯麦政府舶来的中央经济集权和大政府主义。集体主义(collectivist)被冠以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而得以流传,并被商人和政客广为接受。由于未能获得在自由市场的垄断地位,大商业资本家在1900年后开始要求各州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提供补贴并代表他们组建卡特尔。不仅如此,1896年,民主党还放弃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和硬通货主张。以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为首的中央经济集权论者和信用扩张政策支持者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大会上执掌了民主党。自此,民主党再也不是自由斗士了,它和共和党都成为了中央经济集权论者。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所有人都对此笃信不疑。除了Kolko所著的Triumph of Conservatism,还可参考James Weinstein 的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Boston: Beacon Press,1968)。关于新出现的集体主义,参考James Gilbert, Designing the Industrial State: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in America,1880\|1940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2); Frank Tariello, J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Ideology, 1865\|1917(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1)。 关于布赖恩在1896年上台后,美国政党制度的变革,参考Paul Kleppner, The Cross of Culture: A Social Analysis of Midwestern Politics, 1850\|1900(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0), and idem., “From Ethnoreligious Conflict to Social Harmony: Coalitional and Party Transformations in the 1890s,” in S. Lipset, ed., Emerging Coali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s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78), pp. 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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