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那两类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但两者都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是一种全新并且重要的现象，是中国崛起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而且这两类观点彼此都拥有很好的理由。在第四章所描绘的微笑曲线里，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生产活动中有一种，还是对“内化”免疫，那就是研发。多年以来，就算生产外包活动不断增加，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可研究和产品开发却还是牢牢扎根于各大跨国公司的总部。或许生产是一项适合全世界的活动，但是研发却只适用于北美、西欧和日本，而且离跨国公司的总部越近，研发的质量就越高。
但是到了近几年，研发活动在地理位置上的固定似乎开始出现了松动，碎片化的现象逐渐显现，但跟广义上的生产碎片化还是有所区别。从整体上来说，生产活动不仅分散到不同的地方，还分散到不同的公司；而研发活动显然只在地理上分散开来，到达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前从来没有过类似活动的国家，而这些活动的所有者似乎还是集中在数量相对较少的跨国公司手里，还没有达到类似全球供应链那样的多公司参与的碎片化程度。那些过去就从事高度专业化和集中式研发工作的领先科技公司，现在已经开始管理它们自己的研发网络了，而且这些网络大多具有高度多样化和全球化的特点。分散于全球的诸多国家里，这些网络让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人才和资源，激励出更多的商业创新成果。当然，借助于数字化革命的成果，现在公司开展研发活动走的都是国际工作流程，各项任务经常是通过电子邮件、IP电话、视频会议以及工作流程同步化软件等各种手段的结合，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间分配。托马斯·爱迪生独自一人在新泽西州的实验室里搞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像贝尔实验室这样一个位于大都市里的独立的公司研发部门也不再代表未来的趋势。
但是如果不是托马斯·爱迪生和贝尔实验室，那又会是什么呢？观察统计数据，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确实有一些新的全球现象正在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初，尽管研发支出主要还是集中在美国（这几年美国的研发经费增长速度是全球均速的两倍），但是南亚、东南亚以及很显然中国的研发投入也开始呈现井喷的势头（虽然是从原来相对较小的基础开始的）。中欧和俄罗斯也不甘落后。迪特尔·厄恩斯特（DieterErnst）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数据表明，跨境专利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的转让交易在近几年快速发展。尽管经费支出遍布世界各地，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得记到那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名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表示，2005年全球700家研发投入最大的公司中，有80%来自以下5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只有1%的公司来自发展中国家、中欧和俄罗斯。这700家行业带头企业在2005年包揽了全世界将近一半的研发开支，以及全世界超过2/3的商业研发费用。在所有的研发开支中，跨国公司无疑占据了绝大部分，但至少还是有一些发生在了非传统的地域，在这一点上，最近刚刚晋升为全世界第三大研发投资地的中国似乎成为行动的核心，但还是那个老问题：研发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