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推动的周期
后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派经济学家都宣称，金融危机最深层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变动。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比凯恩斯的研究还要早很多，在他的开拓性思想的基础上，后凯恩斯剑桥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杰弗里·哈科特（Geoffrey Harcourt）、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罗宾·马里斯（Robin Marris）和罗伯特·罗森（Robert Rowthorn）—注意到，虽然工人往往会花掉所有收入，但是从公司利润中获益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却总是将所得的大半储蓄起来。后凯恩斯学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一般是以利润为参照，而非工资。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技术进步和垄断，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比如限制工人组织。
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赢利越来越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流入“花的比挣的少”的资本家手中。同时，普通工薪族被迫减少存款，越来越依赖债务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经济发展的唯一方法就是政府主动投资刺激需求，银行系统扩大对穷人和信用较低的借款者的信贷。只要信贷扩张能刺激足量需求，经济就能持续运行，就业水平也能得以保证。但如果收入分配继续不利于劳工的话，工人就会无力偿还贷款，当他们拖欠债务时，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了。后凯恩斯时代的经济，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总是在消费不足引发的衰退和不可持续债务导致的金融危机之间摇摆。许多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批评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其中的左派，比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和剑桥学派有着密切联系。
以上几种理论都用盘根错节、令人信服的细节告诉我们金融如何发展过度，为何任何市场经济都会出现危机，为何危机后的波动有时会旷日持久、影响巨大。各学派对危机进行分析时，主要目标就是对这些理论进行裁定，但在不同程度上全盘接受所有理论才是明智之举。
也许整个金融周期的最佳解释是奥地利派、索罗斯和明斯基理论的综合，再加上曼德勃罗提出的统计缺陷扩大了金融不稳定之说，以及索罗斯理论中过度膨胀观念的政治偏见之说。同时，“新凯恩斯–马克思学派”的方法最好地解释了次贷热潮的深层原因，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热潮。
就像明斯基解释过的那样，大稳健带来的长期稳定抑制了金融风险，所以，出现了索罗斯描述的金融预期改变造成的羊群效应和现实的反身性变化。同时，亚洲储蓄过多造成的低利率刺激了奥地利式的不当投资，大多投资在低收入家庭住房上，以及明斯基预测的金融创新过度。虽然如卡莱茨基和新凯恩斯学派预测的那样，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使得低收入人群信用度越来越低，但还是出现了投资不当和过度创新的情况。同时，金融市场的繁荣，加上索罗斯描述的错误观念的超级泡沫，通过反身性过程造成人们对市场的信心过度，从而改变了政治现实。从长远看来，根本不会起作用的过度放松的监管行为似乎确实在布什当政时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美国发挥了几年作用。结果人们对市场越发轻信，盲目相信金融市场能自动有效地运作，解决好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这样的幻觉之下，政客和监管者都不愿承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作用。更糟的是，在金融危机开始时，他们也没能明白市场竞争的自动稳定机制和本该合理的利润动机已失去效用。那时，政府干预是阻止系统性崩溃的唯一方法。但决策者不愿采取行动，直到一切都无法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