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房价上升期的大部分时间，信贷民主化的基本影响是良性的。金融革命推动了全球化，而全球化进程使各国更加富裕和稳定，也使经济发展的利益惠及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特别是美英两国，信贷增加帮助它们摆脱了将近20年的经济衰退，消除了阶级斗争，使得普通人也拥有了一些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许多人现在不再沿袭父母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更平衡地安排收入和消费。
当然，资本和信贷的分配也出现了一些重大错误。市场力量将投资引向位置错误、价格错误的房子，将借贷引向没有能力偿还贷款的民众。但市场总会犯这样的错误，经过反复试验，错误会纠正过来，虽然给一些公司、金融机构和轻率的借款者带来严重损失，但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并不会造成永久破坏。
那么到底是哪里错了呢？答案很简单，危机爆发后也曾一度受到关注，但这个答案值得更多关注，那就是“树高不过天”。虽然本章讨论的撤销管制、全球化和成功的需求管理将借贷推高到前几十年的正常标准之上，这是十分合理且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意味着借贷可以永远增加下去。即使将世界经济中健康的新趋势考虑在内，总有一天，债务负担也会变得不可持续。如果这时泡沫仍旧膨胀，那么之后泡沫必然会破裂。
那为什么在泡沫破裂之前，银行人士和监管者不停止借贷呢？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银行家和决策者已被贪婪、传统的观念和游说蒙蔽了双眼和内心。但主要原因是艾伦·格林斯潘常讲的一句话—没人知道谨慎借贷的界限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确定。当他还是美联储主席时，大家都一致同意他的说法，而等到他退休以后，大家又反过来一致嘲笑他的观点。世界经济已被前一章描述的大趋势改变得面目全非，不可能提前知道债务可持续的标准。在新世界里，何为正常，何为可持续，都不能运用从前的标准来衡量了，比如前几十年流行的平均债务标准。
没人能够判断2005年只付利息贷款和反向抵押贷款是过度还是处于正常状态，因为这些工具以前都不存在或未向普通业主开放。在2006年，如果有人问债务占收入的90%或100%或120%，哪个才是自然上限，就如同在1996年问手机和互联网用户达到1亿、10亿还是50亿，哪个才是自然上限，也如同在1956年问美国家庭最后会拥有一台、两台还是四台电视机一样。当新产品和新服务涌向市场时，根本不可能对需求的可持续上限作出预测。
这种内在的不确定性正是预言2007~2009年经济危机的专家们遭到忽视的原因，也难怪他们遭人忽视。20年前，每次看到资产价格或信贷水平超过他们眼中的不可持续标准，这些人就会喊“狼来了”或“非理性繁荣”，每次，他们眼中的“狼”最后都被证明只是温和的“拉布拉多犬”。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末日先知只是拒绝认可20世纪80年代结构性变革之后人们对债务和资产价格的新态度。他们僵化地否认这些事件对资产估值或市场运作的影响。“这次不同了”越是明显，他们就越要坚持“什么都没变”。所以，金融界对这些人所谓的“狼来了”充耳不闻，是可以理解的。
不幸的是，这些过早拉响的警笛最后总是变成假警报，借款人和贷款人从原先的自信满满演变为扬扬得意，直至最终发展为狂妄自大。而金融泡沫也越来越不可能自动停止膨胀，达到合理平衡的状态。银行人士、监管者和消费者最大的失误再一次被艾伦·格林斯潘说中。他们的错误就在于认定虽然有时会过度繁荣，但市场肯定比政客或监管者更能控制自身行为造成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