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当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死亡的剧痛时，它对彻底的改革根本无能为力。但是，也正是这些阵痛时刻给民主制度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平台。当经济体系的崩溃不可逆转，而政治又横插进来撼动惯常的格局时，民主制度便会大显身手。过渡期后，新的激励机制就会形成，资本主义的改良模式也会出炉。因此，只要政治经济体系足够灵活，能够适应新体系，并且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的话，“好运总会到来”就会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最有效的原则。
上面关于时间的警示非常重要，因为演变可能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号召人们用当前的牺牲和需求来推迟不可避免的“清算日”，这种做法不是自我防卫的号角，而是诱使资本主义崩溃的警报。但是，真实的情形远非那些杞人忧天者在危机严重时声称的那样，时间不是“不够用”，而是一直由这一体系本身所掌控。如果维系的时间足够长的话，资本主义就会找到适应和生存的途径。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危急时刻，公众总是迫不及待地对异己的意见口诛笔伐。在这种情形下，胡佛总统当政时期那位声名狼藉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所采取的态度，根本无法与那些自由企业的狂热支持者们匹敌。其实，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比马克思主义革命更具挑战性。两者的要求有一个共同的主旨，那就是，资本主义必须回归历史根源，其契约与债务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自由企业必须获得自由，对市场力量的政治干预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幸运的是，每逢此时，民主体制就会发挥干预作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家们也许会说，资本主义只有回到那个虚构的黄金时代，恢复为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才能自救。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稍微动动脑子，他们就会明白，资本主义只有前进才能生存，后退是不行的。在危机发生的时候，选民与务实的政治家们都明白，资本主义需要时间来适应新情况。这就是为什么过于保守的政治家，比如说乔治·W·布什，在经费上肯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来支持政府干预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追随者们一贯要求的“焦土”经济学在危机发生时遭到摒弃，中央银行家们向人们保证，对过去的过度透支进行清算的日子推后了。
简言之，民主体制通常会为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一个喘息空间，允许这一体系及其各类机构发生演变。资本主义不会崩溃，只是迂回了一下。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危机在随后的几周之内达到最高峰，上述民主体制的论述对此又作何解释呢？与当时很多评论家的观点不同，这次危机没有摧毁国际金融体系，也没有使其处于永久瘫痪的状态，而是标志着具有250年历史的资本主义体系第四次重大转变的开始。资本主义体系没有遭遇灭顶之灾，而是开始蜕变为一种新的模式，这一模式也许会更适应21世纪早期的生活。这次转变过程将会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改变经济、政治以及企业，阐释了资本主义的第四种主要变体，也就是本书所说的资本主义,即第四代资本主义，很可能不同于里根和撒切尔时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同于20世纪30 ~70年代欺骗了世界的政府迷信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