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的工作换来了经济的大规模增长。1975~1997年，全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一半。不过问题或许出在，美国人因增加收入而得到的幸福感，却因每年多工作76小时所带来的不幸福感给抵消了。比较金钱产生的幸福感提升和休闲时间带来的享乐，研究人员估计，要使美国人达到与法国人同样的幸福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提高3倍才能补偿人们多做的工作所抵消的幸福感。
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随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变化。有限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而因为钱多了，金钱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人工作时间比不发达国家的少。韩国人平均每年的休闲时间比墨西哥人多650小时，却比比利时少400小时。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会引发焦虑，因为收入提高得越快，从事非生产活动花费的时间折合成金钱的损失就越大。人们挣钱最多的时候，时间和金钱的利害关系也达到顶点。
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曲线看上去像个“U”字，中年以前一直下降，然后再上升。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的时段是50岁多一点，欧洲男女两性都出现在将近50岁，墨西哥人在41岁左右幸福感跌落到最低点。中年会成为令人失望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我们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把一些心存已久的雄心壮志束之高阁，不再梦想成为当红歌星、一夜暴富、周游世界或者长生不老。这时我们到达了事业的顶点，钱也挣得最多，但同时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最少了。美国中年男性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从20岁左右青年时期的9。8小时，下降到8。3小时。
信息技术被描写成改善人们生活的革命性工具，实际上它是当代劳务市场的枷锁。互联网泡沫到达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对政府声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惊人的提高的统计数字提出猛烈批评。服务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主要是理念产品，怎么可能随时随意折算成每小时的产量？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他的结论是，计算机带来的所谓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实际上计算机技术容易使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手提电脑、手机以及其他便携工具可以让人们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带到哪里。罗奇写道：“信息时代肮脏的小伎俩是把相当一部分工作拿到政府承认的工作时间以外去做。”过去我们花在别的活动上的时间，现在用到了这些新玩意儿上了，而且这往往更出成果。在1985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做饭、吃饭、清洗餐具和收拾厨房的时间是2小时29分钟，但到了2003年，用在三餐上的时间缩短到1小时5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