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没有兴趣走进约翰、内尔森和劳伦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家族办公室。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比尔·本顿和比尔兹利·拉姆尔跟我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HerbertLehman）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LaGuardia）-具有良好关系的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AnnaRosenberg）。本顿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我们见面后，安娜建议我从写论文的时间中抽出几天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我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处和施食处。还有一次，我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看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我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问我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我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我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年薪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我的工作职责，我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我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我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我让速记员记录我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我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我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时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我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或者正在跟抱怨自己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太高的布鲁克林某个商人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我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这种痛斥会持续几分钟，然后用不了多久，我会看到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从办公室里匆匆地溜出来。
这种呵斥，有时连负责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局长也不能幸免。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局长小威廉·费洛斯·摩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古老家族，出于一种公民责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亚分配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亚收到针对费洛斯的部门的投诉，就会把他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用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恶毒语言劈头盖脸地批评一顿。可怜的费洛斯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在羞辱、愤怒和恐惧交织的心理作用下浑身颤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