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比其他教职人员都保守。事实上，该学院的经济学家在英国构成了对抗凯恩斯及其剑桥干涉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反对中心。
那年，我的导师是着名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1974年，哈耶克因为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资金、经济循环周期和资本理论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与熊彼特一样，哈耶克信赖市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还有诸多不完美之处，市场还是一个最可靠的途径，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确保经济的健康增长。哈耶克还相信，政府应当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的裁判和担保人而发挥关键作用，而不是充当经济资源所有者或市场仲裁者的角色。
我第一次见到哈耶克的时候，他将近40岁。虽然他具备众所周知的聪明才智，却缺乏熊彼特的活力和魅力。他讲课枯燥乏味，非常死板、教条。他的着述冗长晦涩，几乎无法读懂-至少很难在读的时候不打瞌睡。尽管如此，我发现自己非常赞同他的基本经济理念。从个人角度说，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慈祥长者。我记得他不只一次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罗列的剩余的“自由经济学家”名单。他常常不无悲切地看着那个名单，然后发出一声叹息。他相信，这个名单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因为相信自由市场的人们正在减少，而大多数新兴的经济学家都在追寻凯恩斯模式。我敢肯定，哈耶克-他于1992年去世，享年93岁-对于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界领袖再次青睐自由市场，一定会感到十分宽慰。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也没能知道他是否编过一个新的、更长的名单！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最喜欢的老师是莱昂内尔·罗宾斯。我到伦敦经济学院的那年，他刚刚接任经济系主任。在那个时候，罗宾斯是市场的坚决拥护者，不遗余力地反对政府的干预。但是，与我在那个时期遇见的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比，他不那么固执教条，而且灵活得多。对于计量经济学的新模式，他强调逻辑性和有效思维。他常说，人们应当区分什么是现实经济中实际上发生的和什么是我们可能希望发生的。
在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与拉斯基和凯恩斯在几个关键性政治经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罗宾斯和凯恩斯于1931年首先“交手”，当时他们都在一个研究失业问题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任职。凯恩斯推出了他站在需求角度的想法-公共工作、减税和赤字开支，结果被罗宾斯成功地推翻。但是，罗宾斯后来加入了支持国家在经济生活方面加强管理的阵营，声称自己过去与凯恩斯的不同意见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
罗宾斯在英语书写和演讲方面风格十分优雅。战后，他对艺术的兴趣开始超过了经济，成了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和皇家剧院的院长。莱昂内尔是我认识的知识最渊博、见识最广博的人之一。我十分珍视他的友情，直至他于1984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