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克菲勒中心的早年历史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插曲，即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入口大厅的壁画。作为洛克菲勒中心从美学角度达到赏心悦目的计划的一部分，不少艺术家被邀请来装饰各个大楼和露天区域。保罗·曼希普（PaulManship）的金色普罗米修斯-至今仍然静静地凝望着下沉的广场-就是那些艺术品之一，已经成为洛克菲勒中心的一个标志。父亲选中的另外一件艺术品却没有这么幸运。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我母亲十分欣赏里维拉的作品。里维拉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墨西哥画家和壁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大战期间曾经在巴黎学习，已经成为马蒂斯艺术圈的一分子。与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一样，里维拉在政治取向上属于左派，甚至一度加入过墨西哥共产党。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年轻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把里维拉介绍给了母亲。1928年，巴尔和里维拉有一小段时间曾经在莫斯科同住一个宿舍楼，那时这位墨西哥人的才华和个性给巴尔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当巴尔提议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里维拉的个人画展时，母亲和内尔森都热情支持。母亲请他画了一幅画，还买了他在1927年于莫斯科画的几幅水彩画。有了这笔钱，里维拉便能首次访问纽约。
母亲和内尔森逐渐与里维拉熟悉了，而他也成了我父母家的常客，我在那里见过他几次。他仪表堂堂，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头，体重大约有300磅。除了西班牙语之外，他不会说多少英语，但法语说得很地道。有一两回，他带上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卡罗。弗里达是个迷人的外国姑娘，艺术才华不亚于她的丈夫。后来，她的作品在纽约拍卖市场的价格甚至比里维拉的还要高。
1931年12月，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画展为里维拉在美国的名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到了要在刚刚完工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大厅安排一幅壁画的时候，母亲和内尔森都强烈推荐让里维拉来做。他提交了一份草图供参考。建筑师和管理方在对里维拉的可靠性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认可了他的草图。根据他的草图，各方拟订并签署了合约。里维拉在该项目-他预计需要大约3个月完成-的酬金为21500美元。
1933年年初，里维拉来到纽约，开始进行壁画项目。他刚刚在底特律艺术学院（DetroitInstituteofArt）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因为他在那里刚刚完成的壁画被许多人-包括着名的“电台牧师”查尔斯·库格林神父-认为是反基督教、反美国的作品，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看来，里维拉决定利用洛克菲勒中心的壁画来表达一种强烈的政治宣言。《十字路口上的人类》（MankindattheCrossroads）-这是里维拉给自己的作品起的名-充满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摘取的对比鲜明的图像：壁画的“资本主义”一边是阶级矛盾、压迫和战争；“共产主义”的一边是和平、合作和人类的团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至少按照里维拉的观点-将来自造福所有人的科技应用。他在壁画中画满了显微镜、望远镜、电影屏幕和巨大的齿轮、杠杆，用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在壁画即将完工的时候，他又添加了一幅显着的、明确无疑的列宁与全世界工人们握手的画面。与这些人像相对应的是，正在检查一块充满了“社会病菌”的涂片的显微镜。“资本主义”一边的景象：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在跳舞、打牌、喝着马提尼酒。这部分画面的背景是警察在鞭打工人们，而一些天主教牧师和新教徒们则用赞许的目光在一旁观看。
壁画做得非常出色，但不适合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大厅。内尔森试图说服里维拉至少要撤掉列宁的画像。但是，这位艺术家拒绝作任何修改，声称他宁可毁掉整幅壁画，也不愿意把画面修改得面目全非！内尔森指出，他并不是被邀请来画共产主义宣传画的，而且，根据原来那幅温和得多的草图，他们没有理由接受最后完成的壁画作品。最后，由于大家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向里维拉支付了合约的全款，然后炒了他的鱿鱼。他们曾经试图将壁画搬走、保存起来，结果是徒劳无益。因此，那件艺术品只好被销毁。
20世纪30年代末期，里维拉将那幅壁画复制了出来，并且进行了多处发挥，包括增加了一个神父与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一起喝马提尼酒的画面。这幅壁画矗立在墨西哥城美术馆中央楼梯的显要位置。在销毁里维拉的壁画后不久，纽约、墨西哥等地艺术界表示了强烈愤慨。他们指责我们家亵渎艺术，指责我们侵犯了里维拉的表达自由。在艺术家以及更加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家看来，该艺术家的欺诈、贪婪，以及公开羞辱曾经视他为友并帮助他发展自己的事业的家族等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