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则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做事的先后顺序如何、与什么人一起做事以及怎么做事等。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度假，一天怎么过都要事先计划妥当，而偏离计划的事情他是难以欣然接受的。我记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种新活动的时候说：“可是我们计划要干别的。”对他来说，那是不接受新想法的充足理由。
当我们要搬到缅因州过夏天的时候，父亲的几个箱子在我们动身前3天就拿了出来：有些是老式的扁行李箱，有个盖子从上面被打开了；有些则是所谓的“发明性箱子”，打开后一边可以挂西服，另一边是放衣服的屉子。他常常会因为要出门两三个月而准备十几个满满的箱子、包裹。首先，他和他的男仆威廉·约翰逊开始挑选要带的东西并一一摊开-外衣、羊毛套衫、西装、骑装等。然后，威廉再具体整理成箱。
在那个时候，着装比现在要正式得多。冬天，父亲每天夜里都戴条黑领带赴宴，母亲则穿着长裙，即使是自己家人吃饭的时候也一样。他们随身携带的衣服数量是惊人的。即便是夏天，父亲也从来不敢不穿外衣出门，以防天气转冷，而且他出门从来都戴一顶帽子。一年夏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父亲在驱车穿越西南部途中照了张照片，照片上我们两人在亚利桑那州沙漠一棵孤零零的松树下，坐在一件羊毛长袍上。父亲一身西服领带，头上戴一顶毡帽，从不离身的外衣放在一边。
我毫不怀疑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们，爱我们所有人，但他自己那严谨刻板的成长经历绝对造就了他作为一个家长的死板教条。他很严肃，虽不冷淡，却也很少表现出温情。然而，在我的儿童时代，他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超过了许多做父亲的人，也许比我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他工作很勤奋，但主要是在家中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是不能被打扰的。他跟我们一起在波坎蒂克度周末，跟我们一起在缅因州过暑假，但是，在感情方面，他与我们并不亲密。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散步、骑马、旅游的时候，他有时会娓娓谈论他自己的少年时期，会饶有兴趣、不无温存地聆听我的烦心事。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些重要的时刻。
但是，每逢我们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尤其是带有重要感情内容的问题时，父亲倾向于用书信的形式。当我们上了大学、我的父母长期在外旅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频繁了，但是，即便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仍然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父亲向他的秘书口述他要写的信，由秘书打字、邮寄-而且还要复制一份存档！
虽然父亲对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他的家长责任感促使他时常絮叨职责、道德和品行端正等方面的话题。我的哥哥劳伦斯至今还有些感伤地记得他收到的父亲的那封信-当时他被他在普林斯顿的班级评选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学生。父亲在信中提醒他说，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时间来真正赢得同学们对他的好感。父亲的这种答复相当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