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9日，我在某酒店的咖啡厅第一次见到张艺谋。从初次会面谈到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到它变成电影上映，竟然，五年了。
我为自己能坚持下来暗暗吃惊。五年，我领教了，什么叫最像重体力活的脑力劳动。跟张艺谋干活，相当于接受某种程度的劳动教养——锻炼之后面对两种结果：或什么苦都能吃，举重若轻；或因工致残，生活不能自理。张艺谋异常刻苦，其极限运动基本上不属于人类表现。如，他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从下午两点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分秒不休。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只有这位是变形金刚。凸颧骨、深眼眶、长睫毛、两颊对称下陷……因为张艺谋的长相像骆驼，所以比一般的大牲口能扛多了。我本性涣散，好吃懒做，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电压，何况连续十几小时的工作，情何以堪！
张艺谋修改剧本时，我帮腔，都是动嘴不动手，需要助手边听口述边打字，在投影仪的显示中做文字处理。开始是小庞录入，小庞久经沙场，练成跟张艺谋一派的邪门武功，无论什么时候都耳聪目明。刚开始跟张艺谋合作时，我听不懂他的话，小庞兼营“中译中”，给我翻译导演的意图。后来换成晓晖录入，她刚上手时，和我一样，难以适应张艺谋的疯狂。半夜两点之后，晓晖曾重心不稳，人仰马翻，在办公椅上像从野马身上那样摔下来，一个倒挂金钟的专业足球运动员动作，脚尖几乎踢到导演的眉心。有时候晓晖貌似端坐，其实困得不省人事，因此她的录入以错别字为主。即使她全部正确，对我也意义不大，我只剩下勉强的人形，忍着泪水和口水歪头凝望，满屏甲骨文——似曾相识，难辨其意。我需要连喝数杯咖啡，在药力作用下才能勉强应战；随着咖啡因的增加，我体内的钙质正在飞快失。
记得最倒霉的一次，已是极深的夜，张艺谋依然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而我第二杯还是第三杯咖啡的效用已然过期，眼神和世界观又是一片模糊。他正谈得热烈，忽然中断，想起去交代两句别的事。趁短暂间歇，我迅速加服一杯咖啡紧急充电。谁知他老人家走回来，就跟一休似的说：“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吧。”我一贯掐不准他的脉，果然再次验证，不禁自嘲：“我怎么总是赌大赢小，赌小赢大呢？咖啡刚刚下肚，早知道这会儿结束，根本用不着喝！”张艺谋用深表同情的严肃态度做出回应：“哎呀，刚喝咖啡？可不要把能量浪费了，那咱们接着。”恨，我恨自己多嘴，只差跟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把自己舌头咬下来。问题是，我不仅自己受累，还要承受额外的道德谴责。其他工作人员也已是强弩之末，刚要欢呼下班，现在变成空欢喜，被迫受我的连累留下来陪绑。在他们幽怨夹杂着恼火的目光中，活活地，我们又加千二百秒。这次遭遇，让我体会到，什么叫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张艺谋想象力特别活跃，只要给他一点点火药，他脑子里就能放一晚上礼花。问题是，当你自己都快要成为爆炸物的时候，根本就提供不出多余的可燃物。当万籁俱寂，我基本上靠说胡话熬时辰，他依然双目炯炯、孜孜不倦地重复着那句可怕的惯用语：“还能怎样？还有什么招儿？”在无垠的绝望中，我祈祷上苍：额的神啊，请您下凡给导演按暂停键——若您没工夫，起码派个神灯来；若您的兵器都占用着，请天降苍蝇拍也行……就拍一下，让他晕过去吧，让我们好歹眯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