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数个世纪以来宗教领袖们已经证实的那样，善良的劝告几乎从未改变过人们认为该如何行动的想法。谴责别人总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我们很难应那些自认为掌握着道德评判权力的人们的要求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可能遭受法律惩罚的风险也许会让我们作出改变，但是我们依然在内心深处保有自己的看法。只有当人们自觉地检视自己的观念和行为的后果时，人们才会作出真正的改变。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决定改变他们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由此过上比过去更令他们满意的生活。在德国，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多国家都会有国民希望忘记或否定的过去。 这些国家试图通过保持质疑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但是德国人用一种德国式的彻底性来处理他们在民主德国时期的生活。加顿·阿什写道：“德国有审判、整肃与真相和解委员会，并且系统地开放了间谍档案，供每个人查询自己的遭遇，以及自己过去的行为。这是非常独特的。”2009年，在阿什的研究结论中，他指出，自从1997年技术革命涉足英美政府和私人安保公司以来，监控手段就已经超出纳粹分子的想象了。他写道：“之前的民主德国人的隐私比如今我们英国人的保护得更好。这完全是因为立法者和法官了解在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和之前的纳粹政权的统治下的生活状况。他们比我们英国人更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人都是在生病之后才知道健康的珍贵。”
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马克·马德尔在离职之前写了被他自己称为“最后一篇有关欧洲的报道”的文章。他在报道中写道：“德国依旧是欧洲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并且非常有责任感，有能力反思自己的过去和战争的恐怖。这在我看来是十分独特的，不亚于一个奇迹。这是研究战争余波的历史学家都不敢预测的。德国也许是今天世界上少有的成熟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出现另一种转变，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独立”。那些有住房问题和受慢性病折磨的人们对那些本应帮助他们的专家丧失了信心，转为和其他遇到同样问题的人聚在一起，共同解决问题。其中一些“独立小组”变成了运动，推动了他们所追求的变化。十分真诚的流行病学家伊丽莎白·皮萨尼（Elizabeth Pisani）在她有关艾滋病研究的书中写道：“引起人们对这种传染病广泛关注的并不是医生，而是同性恋者。通过戏剧化的表演天赋，以及深度了解如何玩转传媒行业，他们打烂了医疗机构的大门，突袭了制药企业，攻占了媒体的版面。他们给艾滋病戴上了政治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