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把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定为360∶1。日元变得很廉价，廉价的日元反而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日本成为一个工业制造大国，生产成本比竞争对手低得多。由此，日本开始了长达40年的经济繁荣期，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日本还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股市和价格最高的房地产。
日本盛产遵纪守法的工人、孜孜不倦的模仿者和一丝不苟的商人。他们将各自的能量汇总起来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成果自然是相当可观的。比如，日本汽车业的成功就不是偶然。在此之前，美国汽车业三大巨头在这个竞争激烈、资金集中的产业中一直享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要向底特律发起挑战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日本通商产业省的主要决策者坚决不同意本田和日产与美国汽车制造商同台竞技，并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然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仍然积极挺进。它们以小型车进军美国市场，摆出一副对美国汽车业三大巨头毫无威胁的姿态。当底特律沾沾自喜、故步自封时，日本却逐渐向世界证明了其卓越的汽车制造技术和销售技巧。在美国人察觉之前，美国汽车市场中的一大块蛋糕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商学院的学生不得不学习一整套全新的词汇。持续改善（Kaitzen）这一概念从日本引进，本身就代表了创新。商学院的学生们还学习了财术（zaitech）、托金基金（tokkin funds）、经连（keiretsu）和泡沫（baburu）等词语；在美国人的日常会话中，日语不断冒出，就像他们把各种酱料洒在日本料理天妇罗上一样。此外，他们还学会了吃生鱼片而不得病。
美国对日本的钦佩和羡慕中掺杂着恐惧、厌恶以及嫉妒。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觉察到，日本也许不只是要抢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人的饭碗那么简单，他们还要把“世界最重要经济体”这一至高无上的头衔抢去。日本银行逐渐成为世界最大银行，日本的企业已经在其他几个产业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似乎只要它们瞄准了哪个产业，它们就能在这一产业中取得成功。
在拼命赚钱的同时，日本人也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们到处购买物业，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电影工作室、纽约的埃克森大楼和洛克菲勒中心。在法国，日本买家购买了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小教堂，打算把它拆了，包括教堂的彩色玻璃画窗在内，一块一块地运回日本。这一想法彻底激怒了法国人，于是法国很快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出口国家财产！
日本买家还出现在伦敦、巴黎以及纽约的各大拍卖场上。在竞拍中，他们以相当可观的价格买下了一些世界名作。日本人购买艺术品，好像他们真的喜欢这些名作一样；事实上，10年后美国大亨也是这么做的。比如，犯罪头目石井进于1985年进入股票市场。1986~1987年，由于政经界有权势的朋友给予了极大帮助，他的资产升值了50倍。他在艺术品上的开销高达750万美元。用这样一大笔钱，他买下了诸如雷诺阿、马克·夏卡尔、莫奈以及其他大师的名作。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花了大约4 000万美元购买梵高的《向日葵》。斋藤英更是一掷千金，为梵高的另一幅作品《加歇医生的肖像》花费了8 250万美元，为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花了
7 800万美元。但是，森田恭通全面超越了以上各位，他总共花费了高达
3亿美元来购买19世纪末期的法国绘画作品。在被问及他为何偏爱法国印象派作品时，他的回答值得10年后的美国艺术收藏家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借鉴：“因为印象派作品与现代装潢更相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