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地球峰会代表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角色转换。企业界的热情参与与政府的长期观望形成鲜明对照，尤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代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后，他在最后一分钟作出参加地球峰会的决定，尽管仍然表现出一种散漫的态度。这个高层会议向我们传递了种种信息：公司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更认真地对待由此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这种转变因为全球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发展而得到了加强。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数据，在1990~1996年间，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增长了4.5倍。这些新的组织包括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团体、危地马拉的人权活动分子，以及非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不公正是由企业造成的，而非政府的掠夺，因此企业要对世界的弊病负主要责任。
成千上万的组织机构致力于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公正，并着眼于揭露跨国公司的失败，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绿色和平组织曾迫使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金枪鱼捕鱼行业改变了惯例。除了备受瞩目的绿色和平组织，一个隶属于布鲁克林的国家劳动委员会的小型劳动组织也发起了一项运动，督促服装零售商盖普（Gap）允许地方人权组织到萨尔瓦多的工厂检查劳动条件。一个被称做尼日利亚奥格尼人民生存运动的组织，针对尼日利亚活动家肯·萨洛维瓦（Ken Saro-Wiwa）被处以绞刑的事件，对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发起了挑战，因为据说该公司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最终，这个事件在美国联邦法庭结案，壳牌公司在2009年支付1亿美元来解决争端。这时距肯·萨洛维瓦被处以绞刑已经整整14年。尽管这两起运动是由处于发展初期的组织所发起并且规模较小，但它们对那些被抨击的公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影响到了关注这个问题的其他公司。
然而，对很多激进主义分子来说，他们只是取得了微小的成功，他们的胜利并不能阻止大公司以广大劳动阶层为代价从全球获取前所未有的财富。无论赞成与否，有一种观点这样认为：冷战的结束释放的并不是自由，而是公司的贪婪。《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过，全球化是一种如黎明到来般不可阻挡的事实，与此斗争是毫无意义的。与此相反，有人认为这种潮流是可以逆转的。1999年，一些抗议者联合起来，在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上引发了三天的骚乱和暴动，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震惊。反全球化的运动闯入公众的视野，西雅图骚乱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它为我们提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足以阻止一种可以带来近十年繁荣的自由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