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把自由贸易与环境恶化联系起来的末日推测只是一个推测。有关各方过去几年在贸易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在末日推测中有意义的因素跟劳工标准的底线竞争一样，反对力量也在起作用。
如今，大多数迹象都指向名字拗口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个曲线表明，当国家开始工业化时，随着经济活动从自给自足的农场转移到城市和工厂，它们都要经历环境恶化的过程。随着收入继续增加，公民越来越愿意为更清洁的水和空气花钱，而且随着更加清洁的科技的应用，环境质量开始得到提高。简而言之，“贫穷国家的污染相对少些，中等收入的国家污染较重，而富裕国家的环境又变得干净了”。就像科普兰和泰勒所写的：“如果更高的实际收入转化成更强的能力和意愿去实施和强制实施环境法规，那么贸易自由化和环境恶化之间的逻辑链条就会断掉。”
其实，随着国际贸易使收入增加，较富裕的国家越来越愿意为环境质量花钱，其结果不是底线竞争，而是上限竞争。埃里克·莱文森发现，2002年之前的30年中，尽管美国实际上的制造输出增加了70%，但制造商产生的总污染量却下降了60%。莱文森总结说，美国制造业的收益主要来自采用更清洁的技术，而非把有污染的工业转移到国外，后者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当然，自由贸易也允许清洁技术越过国境线：最近的研究表明较自由的贸易体制不只方便了清洁技术的使用，也使穷国更快地采用这些技术。另外，贸易允许富国的消费者影响穷国的技术选择。还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原因，即贸易使另一种上限竞争成为可能：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企业会尽量使产品迎合大部分严重受管制的市场的环境标准。（许多年来，加利福尼亚制定了汽车排放标准，这在美国是最严格的。因此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的企业应该进行“上限竞争”，即生产达到加州的严格标准的产品。）2008年年中，欧盟准备禁止多种化学制品，这些化学制品在美国是合法的。结果，全球各地的企业计划改变生产方式以达到欧盟的新标准。如果没有国际贸易，企业将不会有动力去达到国外更严格的标准。
